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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罗曼蒂克与成为快消品的爱情电影

 

王婷

作为一种长久以来的经典类型,自电影开始有“叙事”起,爱情便成为某种重要的元素昭示了“类型片”的可能。拍摄于1921年的《海誓》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爱情电影,从它开始,银幕的世界总与爱情相遇,百年来上演着无数爱情的模样。

然而,似乎在不知不觉间,爱情成为了大银幕的稀缺品,只在某些特别的档期短期出现,档期一过就“查无此片”。

作为一种特别供应的爱情电影及其“不灵”

张爱玲在散文《爱》中写道:“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寥寥数句言尽了爱情的超验性。古往今来,无数艺术作品试图描摹这种无可替代的超验性,电影亦然。

曾几何时,银幕里的爱情百转千回,它们是《重庆森林》里的心动,是《甜蜜蜜》里的坚韧,是《开往春天的地铁》里的暧昧,是《独自等待》里的遗憾……姿态万种,形式百变,爱情电影如一支妙笔,一年四季在大银幕上摹写着浮世中的男男女女。

然而近年来,爱情电影正在成为一种“档期特供”,一种只在特定节日出现的套餐选项,其功能只限于与玫瑰花、烛光晚餐一起营造节日的仪式感。拿前不久的七夕档来看,上映的四部爱情电影《念念相忘》《燃冬》《最遗憾是错过你》和《爱犬奇缘》几乎全部败北,没有掀起大的水花,显得落寞,悄然而至,失落而去。

放眼望去,“2·14”情人节档和“5·20”档,这些与爱情有关的特定档期,都共同呈现出某种疲软。而颇值得玩味的是,尽管之前的爱情片常被诟病为单一和悬浮,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们曾具有相当程度的票房号召力,《前任3》的19.4亿、《后来的我们》的13.6亿、《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的9.5亿……这些惊人的票房数据作为一种现象,张扬着爱情片的在场。而如今,连市场也要选择转身离场,不再对爱情电影下注。换言之,如果将爱情看作广义上的“罗曼蒂克”,那么国产银幕则掉进“罗曼蒂克的消失”中,陷入“无处安放”的爱情困境里。

更有意味的是,大银幕里爱情稀缺的同时,小屏幕里的爱情却泛滥成灾,呈现出整齐划一的造型。某种意义上,稀缺和泛滥作为当下爱情现状的一体两面,显示了其空心的内在。从本质上而言,在这个一切皆速食的时代,人们已无暇顾及真心的爱情,更难以体悟“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的真正意义。因此,爱情的稀缺与泛滥都成为了一种对超验性想象力缺失的直接表现,如韩炳哲所提示的——这是当今时代的“爱欲之死”。同时也要指出的是,客观上来看,随着国产电影市场进入百亿时代以来,电影市场的能量不断被释放,其他类型片的巨大声量正在挤压和掩盖着爱情类型的市场占有率,加速了爱情电影的“不灵”。

爱情电影真空:套路化、标签化与污名化

银幕里的罗曼蒂克究竟是如何消失以至“不灵”的?或许还是要回到它的原点——爱情。当爱情遭遇套路化、标签化甚至是污名化,便立即失却了真诚,爱情本身也随之消失。

作为一种类型片,爱情片往往是中小成本的体量,在档期的加持下,显示出其“特供”的意义。也因此,为了获得市场上的快速回应,爱情片常常基于“短、平、快”的原则而制造,于是,无可避免的套路化成为这一制造环节里的基本逻辑。所谓套路,即第一次是可信感,第二次是怀疑感,第三次便是被欺骗感。恰在于此,当年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能够引发万人空巷的效应,青春叙事成为爱情片的有效公式,而如今套用相似公式的《念念相忘》却无法再轻易挑起大众的神经,套路化的模仿致其徒有形式,难现爱情。

在套路化的公式里,标签化是爱情片常常难以避免的一种存在。无论是前些年里“单身狗”“剩女”的广泛传播,还是当下盛行的“恋爱脑”“心机女”“渣男”等带有道德判断的词语,都成为某种识别爱情的标签,呈现了爱情的可量化和可计算。与《念念相忘》标识了一种男女之间情感上没有他者的“完美”不同,《燃冬》效法《祖与占》,讲述了一个“三人行”的故事,在这样的人物设置下,感情的纠缠在三人中展开,暧昧和混容的氛围随之生成。然而,影片也因此受到不少指摘,直指男女主角都有“渣”的底色,尤其是女主角在两个男人之间游离徘徊的处理,成为她被“定罪”的直接证据。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当标签成为一种绝对正确的价值判断,爱情电影便陷入了被污名化的桎梏。如上映于2021年的《第一炉香》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被总结为“恋爱脑+渣男”的组合。更有甚者,20多年前的《甜蜜蜜》被重新阐释为“心机女+渣男”的“不正确”价值观。要注意的是,被污名化的爱情早已脱离了爱情的终极意义。正如《爱情的哲学》中所指出的:“其实爱情自成一个世界,由强烈情绪诱发丰富想象和精彩观念的美妙世界……直接诉诸感官经验而取得价值,并非诉诸理性与知识。”也就是说,如果爱情能够被量化和计算,那么爱情的核心就必然难以成立,更重要的是,如此的简化不仅简化了爱情本身,也简化了人性,这是其中的悖论所在。于是,爱情的“失落”不单体现在对爱情细节的质疑,更是对爱情作为一种结构性认知的整体撼动。

绩效社会与“失落”的爱情

豆瓣电影中有一个“20部高分经典爱情片榜单”,位列榜首的是20多年前的经典爱情片《泰坦尼克号》,排在第二名的是《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另外有四部华语电影列于其中,分别是《甜蜜蜜》《重庆森林》《倩女幽魂》《花样年华》。若依照前面的判断逻辑,那么这几部电影都得面临被“审判”,如《泰坦尼克号》里罗丝与杰克的爱情从一开始便陷入三角的关系里;《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里的至尊宝同样谈不上“合格”;《花样年华》则从头至尾在讲述一个“爱情不正确”的故事。继此,当爱情以某种标准答案为表征,“恋爱审判”就得以成立,随之则容易陷入“恋爱羞耻”的怪圈中,这也是当下各类情感博主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当情感博主以变幻的营销策略宣扬个人的“爱情圣经”时,关乎男女之间的情感拉扯与一切外物相关,却唯独少了爱情本身。1923年,由时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引发的“爱情定则”事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在这次讨论的声音中,还包括鲁迅、周作人、北大教授梁镜尧等知识分子。彼时在五四运动的强烈冲荡震动下,曾经私人性的爱情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彰示,在公共空间里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场大讨论并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关键并不在于答案,而在于爱情被赋予现代性的标识,某种意义上正是时代的注解。

百年后的当下,爱情已不再被关心。如果观察“20部高分经典爱情片榜单”,一个有意味的发现是,绝大多数电影都拍摄于很多年前,新世纪的作品不多,国产片中只有2000年的《花样年华》勉强符合。在加速的当下里,爱情究竟正在遭遇着什么?我们正在经历一种绩效主义生存,绩效原则已经统御了当今社会的很多生活领域,包括爱情。由此,纯粹意义上的爱情备受威胁,爱情被规定为一种只允许“积极化”的存在,因而要规避那些不确定的、不透明的陌生因素,它被训练成一种熟悉的模式,放弃了对他者的内在渴望,进而与超验性渐行渐远。如此,当爱情陷于“失落”,爱情电影又何以安放?在这个意义上,这不仅关乎电影,更牵涉大的社会命题需要去反思。

(作者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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