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的水,绝世无双
镜湖新区。 虞子安 摄
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所必需的基本要素,是支撑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作为江南水乡的典型,绍兴更是与水结下了无可比拟的不解之缘。
一
水见证了绍兴的往昔。
历史上的绍兴,曾是一个咸潮直薄、水患频发的“荒服”之地。春秋时期的著名学问家、政治家管子曾说:“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陈桥驿先生认为:“绍兴这个良畴沃野、河湖交织的鱼米之乡,它其实是各历史时期水利的产物。”
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历代绍兴人在治理水害、改造环境、建设家园中作出了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努力。《孟子》中记载,“禹疏九河……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至会稽,终于地平天成。《越绝书》中记载,越王句践“依江而筑”城墙,围“富中大塘”,凿“山阴故水道”,垦耘田畴,生聚教训,终成霸业。
东汉马臻筑成浩渺鉴湖,溉田九千顷。曾任越州通判的北宋文学家、政治家曾巩在其《鉴湖图序》中,称鉴湖“周三百五十有八里”。陈桥驿先生曾以当时的湖泊所在,在1:50000的地形图上求积,初创之时,鉴湖面积达206平方公里。晋朝贺循疏凿浙东运河,《晋书》中留下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记载。宋时知府汪纲重修府城,浚城河而利通舟。明代知府汤绍恩修三江闸,令山会之水蓄泄有度,山会之田去污莱而成膏。
“鉴水冬月雾升腾,往事似云。又忆马臻,奇冤芳草长披坟。清官总有清水情,譬如绍恩。遗惠至今,明珠生辉更泽人。”马臻太守与汤绍恩知府等治水伟人的功德,永远镌刻在古越的大地上,铭记在人民的心坎里。
“善治越者,当以浚河为急。”明代乡贤季本的这句话,载于清康熙《绍兴府志》,实在是绍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绍兴的地方党委、政府,带领人民群众发扬先人治水精神,按照“上蓄、中疏、下泄”的总体治水方针,坚持不懈地开展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造山塘水库、小水电站,到七八十年代的开展河道砌墈清淤、兴修沿海堤塘水闸,再到九十年代的小流域治理、水库除险加固、标准海塘建设等,绍兴水利建设进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进入本世纪,绍兴更是先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水工程”建设与“五水共治”工作,水生态、水环境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当时的绍兴县与上虞县(今绍兴市柯桥区与上虞区)持续组织实施了大规模的治江围涂工程,累计围成面积达318平方公里。今天,在昔日茫茫的滩涂上,一座现代化的绍兴杭州湾工业新城正在崛起,一座横亘杭州湾、接轨大上海的嘉绍大桥已经建成,这里已经成为绍兴最具活力的投资开发热土,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司马迁在他的不朽著作《史记》中,曾发出过“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感叹。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绍兴人对水的兴利除害,才使绍兴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了一个相对良好的自然环境,才建设起了自己幸福和美的生活家园。
二
水秀美了绍兴的风光。
世界上许多地方有山,但没有水;许多地方有水,但没有山;许多地方有山有水,但往往是千山万水。而绍兴不但有山,而且有水;不但有青山,而且有秀水。绍兴之山,既有崇山峻岭,又有茂林修竹;绍兴之水,既有江河湖泊,又有沧海潮汐。绍兴山的代表,是会稽山、天姥山、四明山、龙门山;水的代表,是古鉴湖水、古运河、曹娥江、浦阳江。
前人有云,以山兼湖之胜,则推西湖;以山兼海之胜,当推普陀。我们也完全可以说,以山兼水之胜者,理推绍兴。这是因为,绍兴的这一方风水宝地、特别是绍兴平原,是我们神州大地上“水之孕”的杰出典范,而且“水之孕”是遵循着自然规律和人文规律而孕育成绍兴这个水乡泽国的。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水是如何描绘绍兴大地的。发源于会稽山脉的若耶溪、南池江、坡塘江等溪河,史称鉴湖“三十六源”,它们源源不断地涌入北部地区,或溢而为江,或渚而为湖,或为沼为池、为溇为荡。
先人们按照“天人合一”理念而进行精心设计改造,又建成了鉴湖、浙东运河等巨大的水利工程,从而最终形成了交叉纵横、星罗棋布的平原河湖网络。特别是鉴湖的建成,使绍兴平原南部的自然面貌顿时改观、焕然一新。
湖山奇丽,风光独特,使绍兴成了江南的第一胜境。难怪“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感叹:“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当年著名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尤其是"犭央犭茶湖、瓜渚湖、百家湖、青甸湖等湖泊点缀其中,水清如镜,碧波荡漾,以致使得18世纪的法国传教士格罗赛感到宛如在威尼斯一样。
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城市乡村,竞相辉煌。户户皆临水,家家尽枕河。这是何等秀美动人的景象。
三
水兴旺了绍兴的经济。
千百年来,绍兴人以水为生,靠水致富。独特的水土环境,使绍兴成为我国稻作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与水紧密相关,渔业早在越国时就已成为重要的农业部门。范蠡把他在越地的淡水养殖经验,总结成世界上最古老的养鱼文献《养鱼经》,对池塘条件、鱼种选择、鲤鱼的生殖季节、鱼类雌雄的比例与生长的速度,以及养鱼的主要环节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绍兴由此而成为古往今来闻名华夏的鱼米之乡。
得益于富含矿物质的鉴湖水,绍兴酿出了堪称国酿、天下独绝的绍兴黄酒,成为了中国黄酒的故乡。城因酒而声望倍增,酒以城而闻名遐迩。现代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越地的酿酒有着悠久的传统,其历史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越国的产酒饮酒情况,正式见诸《国语》《吕氏春秋》等先秦文献。《吴越春秋》中记载,公元前492年,越国败北,句践入质于吴,群臣以酒饯行,大夫文种的祝词便是:“臣请荐脯,行酒二觞。”公元前490年,句践返国,为行生聚教训国策,酒成了奖品,《国语》中留下了“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之记载。尔后,越国出师伐吴,家乡父老向句践献酒,句践将酒倒于河中,与三军将士一起迎流共饮,举军感奋,战气倍增,史称“投醪劳师”,绍兴市越城区的投醪河因此而得名。如今,酿酒已经发展成为绍兴的传统经典产业,古越龙山、会稽山、女儿红、咸亨等黄酒品牌,在国内外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知名度。
纵横交叉的稠密水网,恰似大自然的神示,给了绍兴先人以纺织这种形象的启迪和丰富的想象;得天独厚的丰富水资源,终于使越地成为丝绸文化的发源地和纺织之乡。根据《后汉书》的记载,早在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就已“常敕会稽郡献越布”。《宋书》中写到,六朝时期,会稽等地“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资治通鉴》中记载,唐朝末年,朝廷一度每十天就要征“越绫万五千匹”。“异彩奇纹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真是让人感到越绫的精妙绝伦、巧夺天工。历史发展到了今天,纺织业已经成为绍兴的“母亲”产业、支柱产业。绍兴化纤面料的年产量及年出口额均占到了全国的近10%,印染布的年产量更是占到了全国近30%。凭借雄厚的纺织产业而建设的柯桥中国轻纺城,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产品专业市场、名副其实的国际纺都。
尤为令人自豪的是,根据《越绝书》的记载,早在2500年前,绍兴先民便“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以发达的造船业和丰富的航海术为基础,于越民族成了我国最早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而今,在身处我国东部沿海最发达地区之一的绍兴人身上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代代传承的“开放”基因。
四
水孕育了绍兴的文化。
绍兴的水不仅孕育了自然与经济,同时也孕育了人文。相得益彰的稽山镜水,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越文化。
绍兴文化最鲜明的一个特点,是名人辈出。真可谓史不绝书,历历可证,夏商春秋,及至明清,载籍所纪,未曾间断;领域广涉,各类俱备,拥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人才;群星灿烂,各领风骚,诸多名人功绩彪炳当时,精神流芳后世。难怪明代大文人袁宏道誉绍兴“士比鲫鱼多”,毛泽东主席更是称绍兴为“名士乡”。
绍兴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典籍宏富。我在为《〈四库全书〉中绍兴人著录提要》一书写的序言中,曾作过统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共收录历史上山阴、会稽两县的一百一十二位绍兴人的著述一百六十四种,二千五百六十卷,举凡经史子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然以所录之巨,终亦不及越人著述之万一。”我在《绍兴丛书》序言中也曾写道:越中“籍具四部,堪称汗牛充栋”,“民国肇元前之越人备考书目即近五千种。尚有随珠和璞,零落尘泥,俯拾捃摭,皆成珠串”。谓越地文章典籍几比沙于恒河,诚可信也。
绍兴文化还有一大特点,是无数仁人志士、文人墨客,为秀美的绍兴山水风光所倾倒而流连忘返、讴歌不已。东晋永和九年(353)的兰亭修禊,使王羲之成为了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的书法圣人,也使当年不过是一个乡里单位的小小兰亭,成为了书法圣地。
《唐才子传》收录了278位才子,其中有174位来过绍兴,占了63%。《全唐诗》2200多位作者,有400多位到过越州。遥想当年,诸多文人雅士,醉卧稽山、放歌鉴水,畅游运河、品茗越中,尽情唱和、激扬文字,留下了1500首左右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绚丽诗篇。
譬如鉴湖,李白就赞美:“镜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杜甫就赞赏:“越女天下白,镜湖五月凉。”陆游就赞叹:“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陆游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诗,存诗九千三百多首,有近千首是讴歌鉴湖的。被这唐宋文坛三大杰出诗人先后如此集中讴歌过的风景名胜,除了鉴湖,恐怕难再找出第二个了。《全唐诗》中,直接出现“镜湖”之名、讴歌鉴湖的诗作,多达150余首,这于我国其他风景名胜,恐怕也是难以企及的。难怪唐代大诗人元微之感慨:“会稽天下本无俦,任取苏杭作辈流。”也难怪袁宏道感叹:“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这说明,至少在隋唐之前,鉴湖的名声是远远超过杭州西湖的。
五
水造就了绍兴的城市。
绍兴这座城市,完全称得上是因水而兴的榜样,据水而强的标杆,由水而彰的典范,是越人治水的巧夺天工之作。我们不妨选取历史上三个标志性的时间节点以及其中的功勋人物,来看看水是如何造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的。
第一个时间节点,句践巧借水缘筑城,为绍兴这座水城奠定了城址的基础。
《吴越春秋》记载,公元前490年,越王句践开始在今绍兴市越城区府山东南麓“筑城立郭”。《越绝书》告诉我们,其中的句践小城,有“陆门四,水门一”;山阴大城,有“陆门三,水门三”。
句践小城与山阴大城,是以会稽山北麓冲积平原上的府山等九座孤丘及相关的河道为地理坐标,选址而建的,这是在尊重自然基础上的利用自然,其规划建设的科学性已经为历史所充分证明。选址科学,水门设置科学,城市防洪科学,利用河道依江修筑城墙科学,引水入城方便饮用科学,利行水、示服吴而缺西北门科学,使得这座越国都城在当时,对凝聚人心、成就霸业起到了奠基石、根据地的作用。
第二个时间节点,杨素巧借水缘修城,为绍兴这座水城奠定了城廓的基础。
隋文帝开皇年间,越国公杨素采下方桥羊山之石,在句践小城的基础上,修筑子城(内城);在山阴大城的基础上,始修罗城(外城)。这是自句践筑城后,绍兴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垣修建工程。现在绍兴市越城区的环城东、南、西、北路,大致为原罗城城墙的基底。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长10多公里的罗城,在规划设计思想上,突出了水城的特色,除军事防御功能外,还充分考虑到了泄洪、供水、水运和方便城内居民生活等因素。城门有九,其中水门有六。罗城因此而在绍兴城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种安全、方便以及与周边水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城市建设思想,闪耀着科学与智慧的光芒,至今仍然值得学习与借鉴。
第三个时间节点,汪纲巧借水缘修城,为绍兴这座水城奠定了城网的基础。
汪纲在南宋宁宗至理宗间任绍兴知府时,对城市作了全面的增修与扩建。设城东五云门等陆门7处,城东都泗门、城东南东郭门等水门2处;重新调整街区,将城区划分为5厢96坊;还大规模整治街衢河道,宋宝庆《会稽续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巷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
经过这一次修建,绍兴城内的厢坊建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大体都已定局,从此直到清末以至民国,都没有大的变化。
除上述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三个时间节点和绍兴城建“三公”之外,于水城建设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位有功之臣:知府南大吉和俞卿。
明朝时绍兴知府南大吉,任上办了治河道、兴教化、惩豪强三件大好事。尤其是在治河道方面,通过疏浚运河与上灶溪,保障了水城舟楫的畅通与安全。通过疏浚府河,收到了清康熙《会稽县志》中记载的“舟楫通利,行旅欢呼络绎……远近称忭”的好效果。
清朝时绍兴知府俞卿,是位了不起的全能型官员。他整修府城,修陆门五、水门六。他在治理府河中有令必行、令行禁止的决心,分段包干、全民参与的方法,立碑公告、注重长效的举措,至今仍有学习借鉴意义。
到晚清时,绍兴府城内有纵横交叉的河流33条,总长约60公里;石桥229座;大小湖池27处,总面积35公顷。以这些河湖为骨架,街坊临河,宅第傍水,山、水、路、桥与水埠、房屋、园林、古迹巧妙而自然地融为一体,形成了街随河走、河连桥路、一河一路、一河两路和有河无路的独特风光与面貌。
这种独特风貌,配上粉墙黛瓦、水埠拱桥、石板小巷等隽美的建筑风格,更增添了水城的优雅与恬静。
从这一城市风貌与建筑风格来讲,绍兴这座漂泊在广泛的河流与湖泊构成的水网之上的水乡城市,也可称之为水巷城市。
而20世纪末21世纪初实施的绍兴市越城区环城河综合整治工程,以及这些年开唱的保护古城与建设新城的“双城计”,更是恢复了绍兴以水促城的好传统。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今天的绍兴水城,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以城址之稳固、历史之悠久、文化之辉煌、自然之优美,绍兴这座越国古都、东方水城,完全称得上是绝世无双的世界遗产。
刚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绍兴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创造条件启动古城申遗”的重大部署。人们有理由期待,这一美好的梦想早日成为美好的现实!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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