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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风暴眼中的生死坚守

 

在这个重创了武汉乃至中国的冬天之前,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无论是作为全国近万家二级医院中的一员,还是武汉市引以为傲的医疗资源一部分,存在感都不强。

直到这个冬天来临。作为离新冠肺炎疫情“风暴眼”——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最近的综合性医院,该院猝不及防地被卷入这场风暴,开始了风雨飘摇中的艰难坚守。

医务人员正在走向隔离区。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供图

事情不对了

从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出门右转,直行500米,过十字路口左转,再走700米,就是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作为离此最近的综合性医院,该院员工对这个市场颇为熟悉。

急诊科护士长关秀丽把新房买在附近,她常去市场买扇贝、鲜虾。门诊部副主任胡臻的家离市场不足200米。有时,她会在回家路上遇到前来采购的同事;有时,她会在家门口为陌生的海鲜采购者指路。

进入2019年12月下旬,海鲜市场迎来年关旺季。胡臻没加入这里的采购人群,她对下馆子的兴趣远大于自己烹饪。春节排班一出来,她就在计划美食之旅。

关秀丽也早早定下春节日程。大年初一值完班,她要和丈夫、儿子飞往新加坡。儿子马上要上初三,她想在此之前给孩子一个愉快的假期。

副院长褚金海看到春节排班表也有点兴奋。他农历腊月二十九值班,下班就可以直接回老家,陪70多岁的老母亲过除夕。

呼吸内科主任范忠杰没时间畅想。虽然每年冬天呼吸道疾病患者都会增多,但今年的病人有点特别。“12月17日,我发现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来的商户、伙计,拍的肺部片子有明显的磨玻璃样改变。”按照病毒性感染进行治疗,有的病情好转。但连续几例之后,范忠杰觉得事情不对了。“会不会是聚集性疫情?”12月27日,他将情况上报院职能部门。医院当天上报至疾控部门,成为最早发现并上报新冠肺炎病例的医院之一。

随着网上一些消息的流传,关秀丽开始警觉,要求护士们改戴两层口罩,下班必须洗头洗澡;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来的发热病人,安排单独病房隔离治疗。进入2020年1月中旬,发热病人排起了输液长队。看着其他疾病的患者挤在其中,关秀丽忍不住提醒:“你去外面等吧,空气好点。”有的听了会交换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有的不明就里,瞪她一眼:“外面那么冷!”她只好嘱咐护士,急诊科的窗户要保持通风,不准关上。

发热患者还在持续增多。2020年1月5日,呼吸内科原有病区已住满,医院紧急开辟呼吸二病区。两天不到,也满了。专科医生增加两倍,依然不够,每人日均诊疗量近140人。医院给呼吸内科配了N95口罩、帽子、防护服等,范忠杰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检查大家是否穿戴到位。

病毒人传人还“没有明确证据”,但身边发生的一切都再明显不过,一些病人已经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

1月20日,胡臻突然发现,送病人来的“120”医生穿上了隔离服。工作20多年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她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第二天,医院被征用为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大家的假期计划都泡汤了。

门诊量超了三倍

紧张忙碌的气氛笼罩了医院:征用令1月21日发出当晚完成发热门诊改造,全面接诊发热患者;24小时内转出非发热住院患者330多人,分流安置门诊定点医保重症患者近2000人;48小时内完成病区改造;各科室人员经过紧急培训,全部上一线。

处在疫情暴发中心,又是首批发热患者定点医院中最先投用的单位之一,该院见证了最初的惨烈景象:门诊被涌爆了,第二天1700多人次,第三天2400多人次……

门诊服务台的胡臻陷进了人海里。不足100平方米的门诊大厅,密密麻麻全是病人。诊室外排长队,放射科外排长队,输液室外的队更长,医院外等待停车的队伍把路都堵了。“病人都慌了,挤进大厅抓着我们要答案。”360度环绕式的提问,胡臻永不停歇地回答。“37.3度以上才能看!”“没床!真没床!一张都没有!”

救护车开不进来,“120”医生在电话里发飙。胡臻也不客气:“根本没有位置!不信你们派个人,试试走进来有多难,看能不能在急诊室找到哪怕一个凳子!”

耳边有时会传来砸东西的声音、谩骂声甚至威胁。“有人抓着我领口,嚷嚷着要扯下我的口罩;有人撂狠话。”胡臻并不生气,“那是人在无助时的悲愤。”这种暴怒到无力的转变发生在转瞬间,快得让人揪心。

几个婆婆集体质问:“你啥都解决不了,还站在这里干吗?”胡臻深呼吸几次才开口:“婆婆你看看我们,换成你的子女,你会让他们站在这里吗?我们站在这里,要解答问题,更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跟你们在一起!”对方不作声了。

一名小护士悄悄走过来取经:“姐,你怎么那么淡定啊?”胡臻不说话,她使劲扬了扬头。还好,护目镜早模糊了,没人发现镜片后的她泪流不止。

“病人确实太遭罪了。”胡臻说,那些天,患者挂号候诊、拍片、打针,一圈下来平均要十几个小时。一位网友拍下了当时医院等候打针的队伍,从阴雨绵绵的户外,到室内的七拐八弯,拍摄者走得尽量快,但没走到队头,视频显示已经过了2分24秒。

关秀丽在急诊科也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冲击。“走道里都是人,站、坐、躺的都有,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人。”

诊室内外也是嘈杂一片。“最多时14个门诊诊室、2个急诊诊室全部开放,24小时不停歇,一天最多挂出2700多个号,坐下就别想起来。穿着防护服,戴着厚厚的口罩、帽子、面屏,我们都喘不上气,口干、头痛。”范忠杰说,由于很多人已经辗转多家医院看不上病,而该院一直在敞开大门不限号接诊,所以多数患者对医生很尊敬。但也有个别人因为等得太久,忍不住骂骂咧咧。“能理解。所以我不接茬,有时间又多看一个了。”干了一个班次,接班的医生来了,交班的却走不了。“有的病人扑通就跪下了,抱着医生的腿不放。怎么走?只能接着看。”

家庭聚集病例很多,不少是一家人染病。年轻人发着烧,还得照顾病重的老人;有的一家分散在不同医院,已经有家人不在了;有的病情危重,眼看着情况不妙。这时,范忠杰就忍不住心软,想照顾一下先诊治。“其他病人会炸锅。你先给谁看,可能都关系着一个家庭是完整还是破碎。”

“我们真是生扛。”范忠杰说。发热门诊的李峰医生,白加黑连轴转,昏倒在办公桌旁。呼吸科老主任叶莉华年过七旬,早上八点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八点才结束,一查血压200多。有医生想到窗边透透气,没站起来就要虚脱。输液室一班要配出1000多人份的液体。放射科就一台CT机,一天不停机做600多个CT,科主任急得直冒火……

“最揪心的是,今天还跟你一起出诊的战友,明天就累倒了。一班又一班的医生顶上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每次看到有病房来的医生顶上,就知道又一个同事累倒了。原骨科副主任、现发热门诊主任王钧承认,有想过“明天不去了”,但这念头一闪而过。“怎么可能呢!”

原耳鼻喉科主任、现发热门诊临时党支部书记李玲不敢跟家人倾诉:“我和弟弟都在发热门诊工作,说了怕老爸受不了。”在得知该院很多退休医生也奋战在一线时,这位退休医生跟女儿请战:“我也顶上行不行?我比你们经验足……”李玲毫不留情戳破老人的幻想:“给我好好在家待着,你要是感染了,亲爹我也没床位!”

“这是建院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景象,门诊量超出最大负荷3倍!”副院长褚金海到门诊查看。当时的门诊,只要是穿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都会被病人团团围住。“第一次就被困在那里,两个小时出不来。”褚金海出门就开始哭,哭完到病房发狠:“把一线医生调去门诊,让二线顶上来!”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

病房也在超负荷运转。医院只有300多张床,前期已收治了100多名新冠病人;被征为定点医院第二晚,又接收了武汉协和医院转来的100多名住院患者,床位一下就满了。

“度日如年!”原重症监护室(ICU)护士长、现重症监护病区副护士长杨莉回忆,病人普遍比较重,大家又没有治疗新冠肺炎的经验,况且医院不是三甲大医院,各方面硬件条件不足:“ICU只有9张床,没有负压病房,插管会造成交叉感染,医务人员也面临很大风险……”

杨莉清晰地记得,一位40多岁的男士被送进病房时,血氧饱和度非常低,吸上氧才30%。“他狠狠抓着我的手,不停地喊‘救我,救我’。能用的药、治疗手段都用了,他的家人甚至买空了一家药店的人血白蛋白送来……但人还是走了。”后来杨莉联系患者妻子,让把没用完的人血白蛋白领回去。“她说,人都没了,我还要那些做什么?留给需要的人吧!”

那段时间,病人来来往往,不管是康复的还是过世的,多多少少留下些药、营养品等,算是给其他患者的帮助,也许是不愿再看到这些物品,想起这段经历。

也有些遗物,杨莉会专门留下。“钱包、身份证、银行卡等,尤其是手机,一定要送还家属,应该会有些珍贵的回忆。”杨莉说,“人没救回来,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她会为这些物品仔细消毒,然后通知家人到院门口领取。

拿到遗物时,有些家属会朝她深深鞠躬,说声“谢谢”。杨莉就会受不了:“受不起啊!我没救活人,该我说对不起。”门里门外,哭作一团。

这种感觉太难受了,逼得大家打起百倍精神精心护理。有人累到晕倒,有人受不了大哭。小护士哭完红着眼圈问:“我能不干了吗?”杨莉用拥抱作答。一会儿,擦干眼泪各忙各的。

大家都不再回家。有位护士的孩子不满半岁,已经认不得妈妈。另一名护士1月中旬请假回老家结婚,假后因封城返岗受阻。“能不能让医院给我开个证明?”几经辗转,小姑娘硬是赶在月底前到岗。

科里18名护士,几乎病倒一半。往日的杨莉特别爱笑,但那几天很麻木。“跟人打招呼就是点头,无话可说。经常半夜惊醒,满身大汗。偷偷问了几个同事,发现大家都一样。”

停了三天门诊

濒临崩溃时,褚金海接到了区委办公室的电话:四川的援军已上飞机,准备去接人!他鼻子一酸:“终于盼来了。”

1月25日大年初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抽调人员组成的首批四川援鄂医疗队138人驰援该院。晚上8点,医疗队抵达武汉天河机场。简单吃了碗面条后,医疗队请褚金海介绍一下情况。

“太多话想说,不知道从何说起。”褚金海说,全院上下不管医护还是行政后勤,一天都睡不了几个小时;防护条件不够,硬着头皮也得上;海量的病人,不断倒下的同事……“褚院长特别悲壮,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来自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疗队员尹万红回忆。

驰援川军意识到担子有多重了。次日一早,全体队员紧急培训,下午实地调研。“门诊走廊、留观区、病区……到处挤满了人。一看到我们防护服上‘华西’的字样,争着往我们手里塞CT片子,求我们救人。”尹万红永远记得,有个女家属好不容易挤到他面前,嚎啕大哭。“我赶紧安慰她说,不哭不哭,我们给你看。但她根本停不下来,哭了足足五分钟才止住。”

当晚,医疗队就安排队员找到范忠杰:“我们先顶着,你们喘口气。”号称从不流泪的范忠杰,也泪崩了。

一个夜班后,医疗队几个主要负责人交流对策。尹万红提出:“就算把所有队员充实到各科室,也无非是扬汤止沸。必须从机制上解决问题。”

还有人提出,医务人员都已经过劳,在倒下的边缘;门诊疑似和发热病人混杂在一起,隔离病房和普通病房相通,污染区、缓冲区、清洁区没有严格区分,院感防控流程不合理……必须想办法把医院拉回正轨。

商量后,大家心里有了答案。第二天早例会,当着国家卫生健康委官员、武汉市江汉区领导的面,医疗队副队长、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黄晓波抢先发言,介绍了医疗队的考虑:“建议停3天门诊!”对于这个建议,该院医务人员的反应空前一致:太必要了,终于有人把这话说出来了。建议当天被采纳,医院接到上级通知:1月27日、28日、29日停开门诊。

当晚,胡臻沿着空荡荡的街走回空荡荡的家,她突然很想见见妈妈。以前她觉得这个军医大毕业的呼吸内科医生性格过于刚强,不够温柔。但此刻,她极度渴望那个稳定、安全的怀抱。

第二天就是她的生日。一早,她骑车来到母亲楼下。“我们就在阳台说话。我说你乖一点,不许出门。她说你也乖一点,祝你生日快乐!挥了挥手,我就走了。”

三天里,四川医疗队忙着为接下来的救治重新规划院感流程、诊治规范,指导改造空间布局,理顺人力和物资分配等。1月30日重新开诊时,病床开放至404张。四川医疗队的专家们很快加入到救治病人的队伍中,查房、阅片、气管插管、上ECMO,一切变得更加规范有序高效。

同事走了

医务人员渐渐能准时吃上午饭了。褚金海中招了。1月30日下午,他感觉全身乏力,做核酸检测,阴性;休息一天后上班,还是没劲。再查,阳性。刚腾出的病床,自己先占了一个,褚金海很懊丧。他所在的病区,还住了6名同事。

当晚,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给金银潭医院打电话,我们普外科的肖俊医生在那儿住院。”该院的朋友介绍,肖俊血氧饱和度只有40%,怕是难熬过去。挂上电话,褚金海一夜无眠。

肖俊发病时,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刚接到征用指令,大家都忙着做准备,最怕给人添麻烦的肖俊选择了自己到其他医院。如果肖俊在本院治,有熟悉的人在身边,会不会更安心些?没人知道答案,更没有如果。2月8日,肖俊停止了呼吸。

这是疫情给予该院的最大打击。“他是个特别温厚、勤奋的老实人、好医生,平时身体也不错。我们根本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胡臻说。

范忠杰意识到,眼下能做的只有加强救治,减少这样的悲剧。“早期,医务人员由于不知情疏于防范。我们科因为常规接诊呼吸道感染病人,防护较好,所幸人员齐整。”范忠杰表示,四川医疗队来之前,该科已经治愈出院133例,抢救成活率较高。

轮换着吸氧

缺防护物资是普遍性难题。“我们医院平时不用隔离服,储备只有百来件。定点后,一天就要消耗上千件,马上就卡脖子了。”褚金海说,全院干部职工动用所有关系买、借、向社会各界求援,“质量不好的、工业用的,只要有就用上”。

打仗要武器,临床缺设备。新冠肺炎病人治疗,辅助呼吸尤为重要。高流量氧疗仪告急!医疗器械科负责人张建把能找到的经销商、厂商电话打了个遍。等不了,要现货!物流速度不行,要直接送货!武汉周边没货了,外省!1月23日,一家长沙企业接了单。两名司机轮流不间断开车,拿着该院开的通行证明,穿过层层关卡,次日凌晨三点抵达封城后的武汉。

还不够!接着找!几小时后,沈阳的企业接单。又是次日凌晨,红着眼睛的司机们把50台机器运到院门口。“为我们这些货,他们要冒着风险来疫区,回家还要隔离半个月。”张建说。

设备解决了,氧气却不够用。由于新冠肺炎患者对氧气需求量很大,医院原有的供氧系统无法满足需求。这一时刻,很多医务人员看到了人性的光辉。李玲眼见病人们自己商量好,轮换着吸。关秀丽发现,急诊科竟然有病人让出自己的氧枕给素不相识的病友。

张建跟制氧企业抢购了近百个储氧小钢瓶。“普通病人每分钟吸氧也就两三升,但新冠病人高流量吸氧,每分钟要7升~10升。原来一瓶能用七八个小时,现在一两个小时就没了。”张建说,全部氧气瓶最快速度运转,一天能提供180瓶。该院刚刚参加精准扶贫驻村工作回来的邓新财,主动取消回甘肃老家的计划,请缨运氧。“90后的小伙子特别能干,120斤一个的小钢瓶,每天送去收回300多瓶次,从不叫苦叫累。”

即便如此,医院氧站供氧有限,原有氧气管道不能负荷大量患者高流量吸氧。病人一多,压力、流量就不足了。如果用氧气瓶,一个病人一天要8瓶,怎么算都不够。

张建又购置了21个杜瓦罐充实氧气管道供氧。“一瓶杜瓦罐相当于30瓶氧气瓶,一个多小时不到更换一次,没白天没晚上,没得睡。”张建说,该院定点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这样困守在医院,偶尔在办公室桌上趴一会儿。

眼看着病房重症救治到了吃劲的时候,供氧不能拖后腿。医院提出,建大型液氧储气罐!一天内讨论、设计、定稿,第二天施工队进场。24小时轮班作业,15天的工期缩短至9天。2月14日晚上11点半,在不断氧的情况下,供氧管道切换完成。这是医院抗疫战斗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很多病人因为供氧的改善而得到及时的救治。

那天后半夜,张建难得有了一次较长的睡眠。新储氧罐显示的使用数据也让他第一次知道了全院真正的氧气需求量:“一天7方氧气!相当于以前一个月的用氧量。”

最后几公里要走稳

随着四川医疗队及多家医疗队的进驻、硬件的升级,医院的诊疗水平、工作效率持续提升,出院患者越来越多。褚金海也出院了。染病的事,他一直瞒着老母亲,如今可以坦白了。

“我给我妈发了微信。不一会儿,她微信视频就打来了。”老母亲在手机那头老泪纵横,褚金海也忍不住眼眶要湿。此后,老人每天视频监督褚金海吃饭、吃药。

关秀丽也两个月没回家了:“听老公说,儿子已经长得比他都高了。”这些日子与老公通话,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今后你一定要对‘老子’好一点!”丈夫明白,这个女汉子一定承受了太多,自己欠她一个紧紧的拥抱。

肖俊去世的消息传来那天,李玲的丈夫怕了。“他说别干了,咱就过平凡小日子,不需要当天使或者英雄。”随着形势好转,李玲发现另一半的话风变了。“他说,当时是真的担心我,但我要真当了逃兵,估计会有点瞧不上我。他还是蛮为我自豪的。”

病房的压力也开始减小,杨莉跟手下的丫头们商量:“想到普通病房工作一段时间吗?那里稍微轻松一点。”姑娘们拒绝了。“她们说ICU就是要集体战斗,回头疫情过去了我们集体出去玩个痛快吧。”

胡臻也不再流泪。她给记者传来自己站在工作台前的照片,防护服上画着花草,她比着胜利的手势。最艰难的那些天,她和服务台的同事们在同一个位置接待患者,也接到全国各地好心人点来的外卖:大年夜,成都人、海南人送来了饺子,江苏人点了爱心粥,新疆人送来了烤馕,还有很多不知名的陌生人送来牛奶、零食,以及写着“2020平安喜乐”的大蛋糕……“我想去看看这些地方,实地品尝当地美食。”

“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总结、反思。比如,这么强大的祖国,医疗体系也完善,疫情来临时我们要怎么做?人们的防控意识如何增强?‘战争时期’我们精忠报国,‘和平年代’能不能给予我们多一些尊重?”范忠杰心里有好多感慨。

疫情过去后,医院要很快恢复正常的医疗工作,张建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么难的日子我们都熬过来了,最后几公里,一定要走稳。”

医院安排给王钧住的宾馆较远,他开车上下班。那是每天难得的放风时刻,但王钧却心情沉重:“武汉是个不夜城。以前,我走的这条路半夜都是灯火辉煌不断人,现在却冷冷清清。”他希望这座城早日重现长乐未央的景象。

文:健康报记者 崔芳

编辑:张丹

审核:陈会扬 曹政 闫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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