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陷在“父亲”角色里的父子间的故事，讲述了复杂的亲情关系

互推小编 2023-10-11

Ⅰ 星期三

身为爸爸的爷爷回到了他从未离开的故乡，站在入关的队伍中等待着。玻璃窗后的边检警察如果提及敏感问题，身为爷爷的爸爸应该保持冷静。他不应该嘲笑警察是猪猡，不应该质问警察的制服是不是从戏服店买的。他应该保持微笑，主动出示自己的护照，告诉边检警察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且从未离开六个月以上。为什么？因为他的家人住在这里。包括他亲爱的孩子们，他可爱的孙子孙女们，还有背叛他的前妻。他永远不会离开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六个月已经是极限。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离开五个月零三十天。偶尔也有五个月零二十七天。

入关的队伍缓缓向前移动。大多数瑞典人都有三个孩子，而身为爸爸的爷爷只有两个：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爱他们，尤其是女儿。大家都说，从孩子身上总能看见爸爸的影子，可他完全找不出自己和孩子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两个孩子遗传了妈妈的身高，妈妈的鼻梁，妈妈的固执。他们完全就是妈妈的翻版。特别是儿子。儿子长得简直和妈妈如出一辙，以至于身为爷爷的爸爸偶尔——确切说是经常——产生扑上去暴揍他一顿的冲动。不过他并未付诸实践。显然。他是一个懂得自我约束的人。他长期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非常清楚肆意宣泄情绪会带来的糟糕后果。情绪应该像食材一样，被锁在标有首字母的小盒子内，直到厨师准备好配料和食谱，直到卫生检疫人员确定一切完全符合健康标准，它才能被释放出来。

入关的队伍悄无声息。没有人生气愤怒，没有人提高嗓门，没有人推推搡搡。大家目光呆滞，压抑地叹着气。爷爷也是如此。他回忆起自己还只是爸爸的时候。吵吵闹闹的家庭聚会，阳光灿烂的度假之旅，突如其来的大病小灾，还有钢琴课，毕业典礼。他回忆起女儿——也可能是儿子——在手工课上做的缎带，上面绣着一行字：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他是一个出色的爸爸。他也是一个出色的爷爷。没人能否认这一点。

身为爷爷的爸爸走到边检窗口前。穿制服的女警察透过窗玻璃和他对视了一下，扫描了护照，然后挥手示意他入关。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几秒。

身为爸爸的儿子只等孩子们一睡着，就动身前往办公室。他腾出一只手收拾起散落一地的信件，用另一只手带上了门。他将食品塞进冰箱，将健身服扔进衣橱。他拿着厨房用纸和簸箕在房子里转了好几圈，先将厨房、浴室和前厅里积攒了好些天的死蟑螂清除干净，然后才翻出吸尘器进行打扫。他更换了卧室的床单，浴室的毛巾，在水槽里放满水，将凝固了咖啡渍的水杯泡进去。他打开阳台门通风换气。他将广告传单、干瘪的猕猴桃、发霉的橙子、揉皱的信封和棕色的苹果核统统扔进垃圾桶。他看了看手表，意识到自己还有充足的时间，完全不用着急。

他蹲下身擦拭前厅和厨房的地板。他刷洗了浴缸、盥洗池和马桶，然后将肥皂和海绵留在浴室内。他告诉自己，如果他爸爸看到了它们，就不会像上次，还有上上次那样，不把房间打扫干净就离开。

儿子将搭配浓缩咖啡机的胶囊咖啡倒进塑料袋，将塑料袋放进纸箱，又将纸箱放在食品储藏室的最下层。他找出另一个塑料袋，将妹妹送给自己作为生日礼物的香薰蜡烛塞进去，然后藏在工具箱里。他找出一些昂贵的金枪鱼罐头，以及几只装有松子、核桃仁和南瓜籽的玻璃罐，统统放进冰箱上方的空盒子里。他倒出前厅玻璃碗里的零钱，装进牛仔裤右侧的口袋，然后将墨镜塞进背包。他转了一圈，一切收拾妥当。焕然一新的办公室只等爸爸到来。他又看了看手表，是时间了，爸爸应该随时会出现。

身为爷爷的爸爸站在行李传送带旁。所有箱子看起来都差不多：有着太空飞船般锃亮的外壳和滑板式的轮子。从老远就能看出，它们应该产自亚洲的廉价代工厂。他的箱子产自欧洲，相比之下要牢固得多。这只箱子已经用了有三十多年，再坚持个二十年不成问题。它没有面临开裂或崩坏风险的滑轮，外壳上贴满了已经倒闭的航空公司的行李签。他将箱子拖下行李传送带的时候，一个手臂健壮的年轻女孩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不用，谢谢。爷爷答道，并向对方报以一个微笑。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特别是那些指望得到金钱回馈的陌生人。

他将行李箱拎到手推车上，向出口处推去。他搭乘的那架飞机遭遇了一些技术故障，旅客们被迫在登机后又全体下机，然后再重新登机。他的孩子应该已经在网上查到了航班延误的消息。儿子开车接上妹妹后，一路向北开上高速公路。儿子将汽车停在收费高昂的临时停车场，女儿从后备厢里取出爸爸熨烫整齐的大衣。他们已经等候在路对面。女儿一脸灿烂的微笑，儿子戴着耳机。他们无须准备任何礼物，只要出现就已经足够了。

在等待爸爸到来的时候，身为爸爸的儿子试着找些事情让自己忙碌起来。在检查过水壶里没有蟑螂尸体后，他烧开热水泡了杯茶。他打开电脑，查看物业管理委员会发来的年度报告，然后登录税务局的账号，为拖延付款的一名自由记者和一名策展人申请了延期。他列出一张清单，上面都是下周日女儿生日派对前，需要办妥的事宜：向那些尚未回复的家长发出邮件提醒，确认参加人数；设计游戏环节；购买气球、一次性餐具、塑料吸管、果汁、蛋糕配料；还有准备钓鱼用的鱼线和鱼钩。他望向窗外。不必担心，一切安然无恙。爸爸只是迟到了一点而已。

以前，儿子通常和妹妹在中心车站碰面，等待爸爸乘坐机场大巴到达。他们坐在正对站台玻璃门后的长椅上，把头枕在彼此的肩膀或大腿上。他不时查看车站墙上的挂钟，推测机场大巴已经开到了哪里。妹妹起身去了便利店，买了一杯覆盆子奶昔、一块三明治和一杯外带拿铁回来。他摘下耳机，让妹妹听Royce da 5′9″、Chino XL和Jadakiss的新歌。妹妹摘下耳机，打了个哈欠，重新谈起她和一些打算搭夜车前往瓦尔贝里的退休老人刚才谈及的私处卫生的话题。

尚未成为爸爸的儿子从长椅上站起身，走到窗边。尚未成为妈妈的妹妹将手袋当作枕头，舒展开身体横躺在长椅上闭目小憩。机场大巴每十五分钟一班。爸爸的身影仍然没有出现。儿子坐下来，站起来，又坐下来。一名酣然大睡的流浪汉刚刚被保安叫醒；两名出租车司机玩起了纸牌游戏或是在赌马；几名迷迷糊糊的游客下了车，朝车站的一个出口走去，没多久又折返回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他看了看正在小憩的妹妹。她怎么能表现得如此淡定？她就没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吗？他们的爸爸被抓走了。他刚一下飞机就遭到了军队的盘问，对方要求他出示护照，指控他不为人知的黑暗身份：秘密特工、毒品贩子、反动人士。此时此刻，他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牢笼里，极力申辩说，自己和那个为了抗议政府行为而在监狱里自焚的男孩没有半点关系。他说，我们的确是同一个姓，可那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姓氏。我不是什么政客，只是一名销售。他边说边露出职业化的微笑。要是有人能设法蒙混过关，逃出监狱，那大概非爸爸莫属。妹妹醒了，睁开眼头一句话就是：坐吧，没事的。深呼吸，耐心点。儿子摇了摇头说，都过去一个半小时了。飞机一个半小时前就降落了，可爸爸还没到，总归有点不对劲。妹妹将他摁回长椅上，说，淡定。没什么不对劲的。首先，他要等其他旅客下飞机后，将免费赠阅的报纸和未开封的红酒收进包里。然后，他要去自己最喜欢的洗手间上个厕所，接着再去取行李，仔细检查自己的箱子。哪怕箱子上出现任何一处细微的刮痕——这种情况几乎每次都不可避免——他都要排长长的队进行投诉，对吧？儿子点点头。他声称自己的箱子受到了损害，而机场工作人员一头雾水，搞不清楚他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那只箱子的历史大概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了。他们说，对于轻微的刮擦，机场方面是不会负责的。他勃然大怒，嚷嚷说顾客就是上帝。儿子补充说，除非柜台后值班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妹妹附和道，没错。那他就会微微一笑，宽容地表示理解。儿子扬起嘴角，问，然后呢？妹妹说，然后就是进海关了。海关工作人员怀疑他有所隐瞒，所以拦住了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把他带到后面的房间里，要求开箱查验他的行李。那他们查出什么了吗？没有，什么都没有。箱子里几乎是空的，只有几件衬衫和一点零食而已。妹妹说，每次总要这么折腾一番，白白耗费时间。

他们沉默地坐着。一辆大巴到站了。又一辆大巴到站了。随着大巴在轰鸣声中缓缓驶离站台，爸爸的身影出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他的形象就没有变过：同一件磨毛了的夹克；同一双穿旧了的皮鞋；同一只行李箱；同一个笑容；还有，见了面后的同一个问题：你们把我的大衣带来了吗？女儿和儿子迎上去，帮他披上大衣，接过他手里的箱子。他们嘴上说着欢迎回家，心里却在疑惑，用“回家”这个词是否真的合适。

身为爷爷的爸爸走进到达大厅，目光迎上接机的人群。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仿佛监控录像里的一个个罪犯。年轻女子喝着外带的热茶；穿紧身裤留络腮胡的男人盯着手机屏幕；两名穿着考究的父母扛着一张尚未展开的横幅，旁边的亲戚拍摄他们时，抬起的手臂像眼镜蛇一样直立；好些男人手里捧着鲜花，胳膊上还搭着外套。爸爸很清楚他们属于哪个群体，他以前见过这类人——迎候泰国新娘的瑞典男人。他们在网上结识彼此，还没见过面就订了婚。这些瑞典男人特意带了外套，一来为了显示自己的友好和善意，二来担心瑞典的寒冷会让热带来的妻子着了凉。可是好男人是不需要从地球另一端订购新娘的。他一边想着，一边走向出口。他知道孩子们不在这里，所以根本不需要东张西望。可他仍能感到自己的目光在不自觉地搜寻着，眼睛里流露出难以压抑的期待和渴望。

他看见一个规模庞大的非洲家庭，男主人长得就像个毒品贩子。他还看见一个巴基斯坦男孩，眼睛下方有一块明显的胎记。男孩用力眨着眼，似乎很紧张，又像是刚睡醒的模样。从他的修身衬衫和花领巾来看，大概率是个同志。爷爷继续往前走，经过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经过几名出租车司机——他们的名牌上或印着瑞典语的姓氏，或印着英语的公司名，经过日间营业的货币兑换处，经过一根粗大的立柱——上面贴着醒目的绿色标签，告知只有此处配备了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1]。自动体外除颤器是个什么鬼东西？果真那么重要的话，为什么全世界的机场没有全部配备上？没有，只有这里才有，这个奇怪的国度，政客们一致认为，不配备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机场的到达大厅就没有安全保障可言。

摆脱爸爸身份的爷爷推着手推车，朝向机场大巴站的位置走去，整个人陷入猎猎狂风之中。他这一辈子曾无数次地从机场出发，又飞抵机场。晴天，雨天，冬天，夏天。时间和季节完全失去了意义。每次到达 5 号航站楼的时候，他都会遭遇如此猛烈的大风。风将围巾吹成了旗帜，将大衣吹成了裙摆。风鼓足了劲似的，刮得没完没了，等待巴士的人们不得不躲在水泥柱子之间，否则就会不自觉跳起滑稽的舞步：向左两步，向后一步；向左两步，向后一步……风在耳边狂叫着，越发嚣张地打着节拍。

他瞄了一眼电子显示屏，前一班机场巴士刚刚离开，下一班还有 14 分钟到达。这该死的 14 分钟。他的妻子从角落里探出脑袋，用愉快的声音宣布道：只有 14 分钟！还好不是 114 分钟！他嘟囔说，这天冷得让人绝望。她说，空气从未有过地清新。他抱怨说，一个人都不来接我。她说，我不是在这儿嘛。他说，我病了。她说，不幸中的万幸，你得的是糖尿病，又不是冠心病。糖尿病很容易控制，我听说有人通过饮食搭配调理，后来都不需要注射胰岛素了呢。退一万步说，打打针，测测血糖也算是生活中的小情趣吧？他说，我的视力越来越差，最后总会瞎的。她问，可你现在还能看见我吧？他答道，可以。她笑着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她的短发被风吹成细碎散乱的一团。不幸中的万幸，这是她的口头禅。无论发生什么事，这句话都被视为至理名言。听说女儿的同学摔断了胳膊，妻子一上来就问：右手还是左手？女儿回答说，左手。妻子于是说，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女儿接着说，可他是左撇子。妻子说，那他正好可以趁机训练训练右手。不幸中的万幸。想到这里，爸爸的嘴角不由浮现出微笑。

风势稍稍减弱了些，周围的一切瞬间安静下来。妻子缓缓走到他身边，伸出手，抚摸过他的鬓角，又亲吻过他的脸颊。她的双唇仿佛电梯按钮般冰冷。可是……她轻轻说道。妻子？为什么还把我当作你的妻子？我们不是已经离婚二十多年了吗？风势又猛烈了些，她骤然消失不见。他的躯体孱弱无力。一定是他的眼睛出了问题。他现在只想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了。路边停着出租车，不远处还有小火车。可他要等机场大巴。他总是坐机场大巴离开。

身为女儿、暂时摆脱妈妈身份的妹妹走出餐厅，招了辆出租车坐进去，报上自己的地址。出租车司机闲闲地问，今晚玩得还尽兴吧？妹妹答，还不错。我们帮一个朋友庆祝生日来着，三十八岁生日。然后她叹了口气感慨道，都他妈三十八岁了。出租车司机说，时光飞逝啊。她说，的确，一眨眼就过去了。出租车司机问，你有孩子吗？她自顾自地说，三十八岁。我还记得我妈妈过三十五岁生日的时候，她自己开了间公司，总是一头扎在文件堆里忙个不停。她总是给人成熟知性的印象。相比之下，我和我的朋友还在到处胡闹，经常跳槽。不过我妈妈要是拿自己的朋友和父母相比，大概也有相同的感觉，你说呢？出租车司机点点头，说，很可能。车里沉默下来。她顿了顿，说，不过东西做得还蛮好吃的。你去那儿吃过吗？他摇摇头说，没有。她说，至少分量十足。我最讨厌那种一道主菜开价三四百瑞典克朗，还吃不饱的地方。我这么说是不是很讨厌？他说，当然了。吃饭嘛，总得要吃饱才行。她说，就是。不过那家餐厅的通风有问题。餐厅里一股油烟味。害得我中途跑出去好几次换气，不然非吐出来不可。出租车司机和她的目光在后视镜里相遇。车里又一次沉默了下来。她拿出手机。第一条短信是八点半收到的。她哥哥说，自己正在办公室等爸爸。该死。爸爸是今天回家吗？第二条短信的时间显示为九点一刻，哥哥说，爸爸还没到。接着是九点半。他说自己有点不放心。十点一刻。他说飞机晚点了，自己很快要赶回家去，让她回个电话。她看了看时间，现在已经是十一点半。哥哥肯定已经睡了。有什么话只好明天再说。

现在唯一困扰她的是，出租车司机恨不得喷了整整一瓶香水，而之前坐在后座上的乘客肯定是杆老烟枪。湿纸巾拭过门框散发出劣质的化学香精味，司机用的鼻烟闻着仿佛青苔一样。汽车驶出隧道的时候，她忍不住给车窗开了条缝，将鼻子探了出去。出租车司机问，太热了吗？她说，有点儿。出租车司机摸到左手边的钦纽，关掉了后座的车窗，然后又旋低了空调的温度。她听见自己的呼吸。嘴巴里盈满了唾液。汽车刚刚转出环岛，她就开口道，就在这儿把我放下来吧。她刷卡支付了车费，离开了后座。她在一丛灌木旁蹲了整整五分钟。然后缓缓站起身，往家走去。她没有吐出来，也没打算吐。但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拥有奇怪超能力的超级英雄，隔着好几条街区就能准确辨别出各种气味，7 — 11 便利店外的烤香肠；汽车站旁的狗屎；男人涂的面霜，然后恶心得厉害。她所在的街道弥漫着腐烂落叶的气味。她在街角右转，然后走向公寓大门。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而且越来越急促，越来越迫近。应该没事吧。一名夜跑者？她热爱摇滚的邻居看见她蹲在地上，赶上前来问要不要帮忙？她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掏出钥匙准备开门。钥匙串沉重得仿佛一团铁块。聚精会神之下，恶心的感觉随之消失。她努力睁大眼睛。采取主动。高喊求救。永远不能在坏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恐惧。她猛地转过身，径直走向尾随自己的男人，大声质问，你要干吗？男人摘下一侧的耳机，满脸困惑：你说什么？她说，别跟着我！他随手一指，说，我就住这儿。她问，哪号楼？他答，21 号。她说，这里没有 21 号。他说，不是这条街，是旁边那条。哪条？他报出街道名。她说，好吧。然后侧身让他过去。他紧走几步，和她擦身而过，同时摇了摇头，眼神里满是畏惧。他散发出黄油爆米花的气味。

她目送他离去，直到他的背影完全消失在街角，她才再次蹲下身来。该死的餐厅。该死的臭出租车。该死的烂树叶。她坐直梯上去，一进家门就冲进浴室，抱着马桶呕吐起来。浴室门外，并非她男朋友的男人轻声问道，亲爱的，你还好吗？要我做什么吗？她没有吭声。她侧躺在浴室地板上，直到天旋地转的世界恢复平静。

毛巾架上没有他的毛巾。牙刷杯里没有他的牙刷。浴帘是她挂上去的，正中印着一只紫色鹦鹉，因为他每次冲完澡，浴室里就像下过雨一样湿漉漉的，厕纸也跟着报废。可为了这一点水渍，她也犯不着生气。浴室柜的最下面一层本来是腾给他用的，这样他不必踩着白色脚凳就能够到。之前，搁板上堆满了根本用不到的一次性剃须刀和剃须膏，以及她出差时从酒店带回来的润肤霜。如今，浴室柜的最下面一层空空如也，以男朋友身份自居的男人直接把剃头的推子放了上去，问也没问一声，她一把拿起来，直接扔进垃圾桶，算是回应。

她走出浴室的时候，并非她男朋友的男人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他微微一笑，问，是不是喝多了？她说，没有的事。我一晚上都在喝气泡水，一点酒都没沾。他放下手机。她问，怎么了？你在担心什么？

身为爸爸的儿子看了看时间。已经接近午夜了，妹妹还没给他回电话。他的女朋友一小时前发过短信。他回复说，飞机晚点了，他正往家赶。他已经收拾妥当，随时可以出发。可他迟迟没有离开。他也说不清原因。他试着给爸爸打过电话，先是国外的号码，然后是瑞典的号码，始终未果。要么关机，要么没电，要么被海关没收。他仔细聆听锁孔里是否有钥匙转动的声响。他回想起从某一天起，他们不再前往中心车站接爸爸回家。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三年了吧？还是五年？他已经记不清楚具体时间，不过印象中，大约发生在儿子成为爸爸，爸爸成为爷爷的同一时期。虽然家里出了点事，但儿子仍然负责处理各种日常琐事。他定期查看爸爸的银行账户和信件。他帮爸爸支付各类账单、申报税款、取消回访、回复保险公司的寄信。爸爸的住处也是他负责打理的。无论爸爸住上十天还是四个星期，他都一如既往地尽着自己的责任，未来也会持续下去。

儿子拿着茶杯走进厨房。开灯的一瞬间，他听见烤箱后传来蟑螂的窸窣声。他用眼角的余光扫到两只蟑螂消失在冰箱下面。水槽上，一只红色躯壳的蟑螂一动不动地躲在角落里，触须在空中微微颤抖，生怕引起他的注意。儿子将茶杯放在炉灶上，然后慢慢伸出手去，撕下一张厨房纸。他沾湿了纸巾，摁死了蟑螂，擦干水槽后，将纸团直接扔进马桶，避免蟑螂卵的繁殖。Anticimex的黏蟑螂蓝纸板已经放置了几周，负责消杀工作的小伙子上周四刚来过，用牙膏状的杀虫剂将烤箱、水槽、冰箱和冷柜周围的缝隙喷了个遍。但蟑螂还是层出不穷。蟑螂分两种，一种偏黑色，一种偏红色。不过中了毒之后，它们的死状都一样：仰面朝天躺着，四肢蜷缩在一起，长长的触须仿佛草叶般无力地荡来荡去。它们就那样，平静而安详地等待被沾湿的厨房纸包裹、碾压。他只要撕下厨房纸的一格，就已经足够处理一只蟑螂的尸体。这样一卷纸就能用更久。两只蟑螂，则要用到两小格纸，以示公平。这样节约用着，就不用一直花钱添置厨房纸。那想法的主人并非他自己，而是他的爸爸。他每次上厕所的时候，爸爸都会在门外叮嘱，一次用一张厕纸！除非你要蘸水擦屁股，才用两张。儿子说，我是要蘸水擦屁股。爸爸说，那你用两张好了。儿子撕了两张厕纸，沾湿了，擦了擦屁股。爸爸接着指挥道，再拿一张擦一擦，确保屁股擦干净了。妈妈从厨房里喊道，别省着，该用多少用多少。爸爸说，别听她的。儿子乖乖照爸爸的话做了。他这一辈子都在按照爸爸的意思活着。他想，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儿子找到一支笔。他既没有写这将是爸爸最后一次住在这里，也没有写自己决定终止家庭条约——爸爸条约。他写的是：欢迎回家，爸爸。希望旅途一切顺利。这些是寄给你的信。有空时给我来个电话，别让我太担心。

儿子关掉灯，走进楼梯间。他依次锁上里面的门、外面的门和防盗门。安全起见，他又确认了一遍防盗门是否上了锁，然后才离开办公室，往家走去。没走出两步，他又折返回来，再一次确认自己的的确确锁好了防盗门。他经过广场——旁边的小酒馆正在重新装修；他经过街角的熟食店——店主是一个心地善良却头脑糊涂的老头，以前一直睡在店里，现在好像彻底关门歇业了；他经过泰式按摩和美发沙龙的广告牌，绿色宝座状的小便池，以及贴满A4 复印纸的布告栏——包括宠物中心的宣传广告（“自从1957 年起，就是狗狗最友善的朋友！”）、女权主义的倡议书、自行车维修厂的联络方式和尊巴舞蹈课程的时间表；他经过地铁站——咖啡馆已经打烊，干洗店也已关门；他经过乞丐惯常行乞的地点——这个时间空无一人，只剩几张垫子、一只空碗和一张贴有乞丐孩子照片的硬纸板；他左转走上人行道——原本的碎石子路上已经铺上了一层沥青；他经过人造草皮铺就的足球场、砖红色的更衣室，以及一片林地——一棵被风刮倒的大树已经倒地好几天，始终没被抬走；他经过住宅区、环岛和建筑工地。当他爬上床，在女朋友身边睡下时，她用梦呓般的声音问，你见到他了吗？他轻声说，没有。

[1] 自动体外除颤器：一种便携式的医疗设备，可以诊断特定的心律失常，并且给予电击除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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