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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泰斗顾景舟各时期所用钤印解析(三)

 

新中国成立后,顾景舟积极参加筹建陶业生产合作社,担任合作社生产理事委员兼技术辅导,兢业业,不仅用他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经验积累创作大量优秀作品,而且诲人不倦,将明清以来直至民国所形成的紫砂技艺。在合作社期间,顾景舟创作的作品除在盖内盖自己的名款外,还在底加盖“宜兴汤渡陶业生产合作社出品”印款。

上世纪50年代末,顾景舟虽然遭受“右倾典型”的诬陷,但他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到紫砂工艺厂的生产和技术研究中去,将早期用于精品的印章“曼晞陶艺”使用于这一时期的打样作品中。如:“醒钟套组”“三线咖啡具”等。这类作品盖内多配合使用“顾景舟”阳文方印或“景舟”长印。

“文革”开始后,紫砂作品要尽量抹去个人色彩,鲜有作者的名款,顾景舟自刻“中国宜兴”底部印款,例如“高井栏壶”、“梅报春壶”、“上新桥壶”、“小花盆”等,有时只在盖内钤“顾景舟”篆书方印或“景舟”长印。“十年浩劫”中,顾景舟与篆刻家黄养辉、高石农、来楚生等相交甚厚上世纪60年代,黄养辉篆刻“景舟制匋”、高石农篆刻“景舟手制”、“景舟”赠送顾景舟,70年代始,来楚生为其篆刻“景舟制壶”、“景舟手制”,这些印章大量使用于顾景舟中晚期的作品中。这一时期用签款方式具名的作品较少,如“寿星壶”底部镌刻“寒夜客来茶当酒景洲”“啜墨看茶”是70年代顾景舟启用的一枚新的闲章,用于“仿鼓壶“牛盖莲子壶”及“小寿星壶”等作品。动荡岁月中,顾景舟看透炎凉世道,无奈之下希望寄身局外转而钟情于茶,同时隐喻制壶人的个人品行、文化修为要在气韵沉和、心境平衡的状态下,才能真正领会到制壶工艺的要领,最终达到形、态、气、神、韵之最高境界。

上世纪80年代是顾景舟紫砂艺术的第二次高峰。这一时期顾景舟的用印,除在紫砂研究室带徒示范时使用的“曼晞陶艺”、“景舟手制”等底印和“顾景舟”盖印外,新使用“壶叟”印款于鑿梢,底部则常钤“顾景舟印”、“景舟七十后作”等名号印款,同时,顾景舟使用“生于乙卯”、“陶壶外史”、“荆山壶隐”等闲章及1988年与韩美林合作“提梁磐壶”和“此乐提梁壶”时专用印款“历下美林”。另有“壶人”名号章,仅在80年代后期的一只“三足乳鼎壶”上使用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启用的“壶叟”印款,在顾景舟晚期的作品中几乎每器必钤,这是因为年近古稀的顾景舟抟砂五十载,此时他的技艺炉火纯青,希望对自己的艺术作品进行更加成熟的再思考;另一方面,这也是顾景舟在古稀之年对人生的一种总结和反思。“荆山壶隐”成为顾景舟晚年的另一枚重要印章,寄托着他对家乡的热爱,此印系篆刻家王少石篆刻。

1993年8月,顾景舟委托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导演章以谦以他家乡荆南山为题材,画一幅山水中堂,是顾景舟对哺育他的荆南山水特殊情感的见证。“生于乙卯”是顾景舟艺术生涯的最后一枚印章。1993年10月,年近八旬的顾景舟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情谊,弘扬紫砂陶文化的真谛,应邀赴台湾参加“宜兴紫砂陶精品展”活动,钤印“生于乙卯”的“高虚扁壶”和“双圈壶”参加了此次展览,造型简约、线条流畅、光素无饰,彰显了质朴飘逸的古典风韵。顾景舟后期作品上的签款较多,1980年顾景舟曾制作“上新桥壶”和“高井栏壶”,底部分别签刻“庚申孟夏景舟制”和“庚申夏日景舟制”。

1983年,顾景舟寓居淮海中学期间,制作“鹧鸪提梁壶”,一方面由于身边无适合的印章,加上是赠送友人,故在底部签刻“癸亥春为治老妻痼疾就医沪上,寄寓淮海中学,百无聊中抟作数壶以纪命途坎坷也。景洲记,时年六十有九”和“相明我兄惠存,弟景洲制于沪上,癸亥春月”。同时期间制作的一把“供春壶”底部也签刻“癸亥春制于上海淮海中学。景洲,时年六十有九”。1992年,顾景舟与赵江华合作“一勺之水多”水注,底部签款“陶壶外史与江华二人小品,壬申夏日”。同年,顾景舟与刘海粟合作“双圈壶”,除名款外底部特地签刻“生于乙卯/岁在壬申冬月景舟制并镌”。不难看出,晚年的顾景舟在不断反思总结自己的艺术生涯,随着时代的变化,顾景舟艺术生涯的曲折迂回,而最终升华至一种淡泊宁静、返璞归真的自然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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