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千年史砚从远古来｜砚台简史

互推小编 2023-04-13

一、砚台的出现

砚台的最初形态

早在原始社会史前文明的遗迹中，一些原始岩画、彩陶、漆器的彩绘装饰上，均可以发现及推测，人类创造这些艺术的同时，当时作为绘画工具的毛竹、棕麻和其他一些长纤维植物的茎、杆等，可能是中国毛笔的雏形。几乎在同时期，砚台已经有萌芽的迹象。近现代考古中，如1972年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石磨盘，并有朱砂颜料等一整套彩绘工具，被认为可能是最早的成套文具；1958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双格研磨盘，格盘中残存的天然矿物颜料也可能是绘画所需要的，这些或许就是砚台的雏形。特定器物的出现和发展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以及人类日常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

显然，古代文字与绘画的演变，对文房器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古代书法发展到战国时期，开始出现有专用的毛笔并书写在竹简上。目前所见，最早的古代毛笔实物，是战国楚笔，1954年在湖南长沙一座战国时期墓葬中出土了一支兔毫笔。随后在秦汉的遗存中，也陆续发现了毛笔的踪迹，如上述云梦县的墓葬中出土的三枝秦笔。毛笔的使用频繁起来，盛墨的器物自然变得必要并逐渐发展为专门的文房器具。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仰韶文化时期的石质研磨器一组

东海尹湾汉墓六号墓出土的“板研”

古代四大文房——笔墨纸砚最早在汉代发展成熟。根据史料记载，汉刘熙《释名》解释“砚”字，说：“砚，研也，研墨以和儒也。”可见，砚在汉代以前被称作“研”，是为研磨用的器物，汉代起才改称为“砚”。许慎《说文》说：“砚，石滑也。”“滑”字训作“利”字意，亦与研、磨同义。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进一步清楚地解说道：“字之本义，谓石滑不涩。今人研磨者曰：砚。” 可能是发展到秦汉时期，才有严格意义上的砚台。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中出土了附有研磨石块的石砚，为现知最早的砚的遗迹，同时还出土了最早的人造墨。此后，出土了大量汉代的石砚，还有少量玉砚、漆书砚和陶砚等。自此，砚台发展成熟并迎来了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

三足石砚汉
通高14.3厘米　直径16.5厘米1958年安徽省太和县汉墓出土

汉代石砚（青铜砚盒）

长12.5厘米　宽7厘米　高6.5厘米1957年安徽省肥东县出土

古代砚台发展概况

中国砚台发展史，大约经历了研磨器、原始砚、早期砚、成熟砚、大众砚和工艺砚几个阶段。如上文所述，研磨器时期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是砚的雏形。（关键著《中国名砚——地方砚》）

战国时代，冶铁技术非常成熟，铁器得到普及，铁器制作的技术发达，对石器的开采与加工有很大的帮助，因此战国后期石砚的数量不断增加。1965年，在湖北省江陵望山发掘的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群中发现的一套完整的制作石砚的工具，其中包括开采石材所需的锛和凿子，还有用于打磨石砚的磨石等。

两汉（东汉、西汉）时期是原始砚出现和形成阶段。研磨器进一步发展成为造型规则、砚面平整的砚形，此时的砚材以石为主，兼有陶砚、漆砚、铜砚等。西汉时期的砚附带有一块或圆或方的小研石，用以研磨天然墨丸。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字书写工具的要求与日俱增，此时，玉雕、漆雕、石雕工艺开始出现在砚台的制作领域。玉石器物作为上层建筑的贵重物品，数量极少，陶砚和漆砚的制作是主流。。经济日益繁荣的西汉时期，农业定居生活稳定发展，手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此时出现了附带铜砚盒、石砚盒以及配有纹饰的精致木盒、彩绘漆盒的石砚台。1985年出土于江苏邗江的彩绘嵌银箔漆砚可能是我国最早的漆制砚台，其构思奇巧、漆艺精湛。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所出长方形平板石砚，附木胎漆砚盒，内外髹漆彩绘，盖面与盒底绘有虎熊相斗图，配以羊等小兽，以云气纹穿插其中。盒内的设计亦极其巧妙，研石、墨丸和砚台存放布局十分合理。东汉以后，随着造墨技术的进步，砚开始成为一种专用于研墨以供书写的、独立的文房用具。初步摆脱了原始研磨器的简陋和粗糙，并渐渐淘汰磨石和磨杵。人们的生活习惯对砚台的造型制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汉代至南北朝时期，人们都席地而坐，所用书案低矮，于是要求制作高足砚以便于书写。

云龙纹三足圆石研河南南乐县东汉宋耿洛墓出土

望都汉墓壁画（主记史）中的研磨器和墨

早期砚时期约为晋唐时期，此时砚已完全被独立出来，大多数的砚有了砚堂和墨池等功能结构。砚的造型上也出现了许多制式，材质的运用开始增多，瓷砚开始盛行，其塑造和雕刻更加精美，工艺日趋成熟。以红丝砚为首的“四大名砚”渐露端倪，这时期关于砚的评述和记载，为砚台史翻开了重要一页，砚台的使用开始普及。

两宋时期，砚台进入成熟期，各种优质石砚得到充分发展。宋砚在讲究实用的前提下，趋向规矩行为主的，大部分砚造型简练、端庄、稳重、工整。人们开始注重石砚的研墨效果，雕刻工艺以相对简单的线雕、平雕和浅浮雕为主。此外，端石、歙石、洮河石和澄泥砚“四大名砚”地位确立，大量的砚文化专著随之出现，更深刻地论述并确认了砚文化在中国文房历史中的地位。

风字形石砚宋 1963年浙江杭州灵隐宋墓出土浙博藏

宋眉纹枣心歙砚 1953年安徽省歙县小北门宋代窖藏出土

明代时我国砚台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把明代划分为大众砚时期具有普遍意义亦更为准确。明代砚仍沿用两宋时期的风格和特点，砚形大多为长方形、圆形和椭圆形，造型简洁流畅，纹饰雕琢亦不甚繁琐。从出土和传世的实物看，明代砚的数量多，使用范围广，因此，明代砚的使用已非常普及。

明清时期，砚从实用型向装饰型为主的方向发展，讲究工艺繁复、雕琢细腻，材质上不拘一格，包罗万象，许多珍贵材料都被用作砚台等文房用品，可谓不惜工本。清代砚台雕刻名家辈出，并涌现许多砚雕艺术流派。至此，砚便形成了一个以石砚为主的庞大家族。

清嘉庆甲子年（1804年）纪昀铭螭纹端砚上海博物馆藏

此砚著录于《阅微草堂砚谱》

二、略谈历代砚台的

常见制式

宋高似孙《砚笺》中说道：“笔之寿日，墨之寿年，砚之寿世。”中国的砚台，自秦汉时代逐渐形成以来，已经伴随人们做过两千余年，在这漫长岁月中，人们以砚为田，朝耕夕种，相磨以惜；与砚为友，相濡以沫，须臾不离。“墨精非砚不展采，笔精非砚不飞花”。一直以来，砚台得到人们的精心培育，代代相处，各时代都有经典的制式，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其中不乏精巧罕见之物。

如前文言，秦汉时代开始出现大量石质砚台，也有其他材质并存。汉代砚台大多为圆形或方形，圆砚多带有三足，部分足上有刻画图案或作兽形足状，方形砚多为平板砚，龟形砚亦偶有出现。部分砚上的纹饰与同时期其他艺术形式互为影响。汉代处于青铜时代末期，因此汉砚的造型受青铜礼器的影响明显，尤其是三足的造型，东汉繁钦的《砚赋》说:“钧三趾于夏鼎兮，象辰宿之相扶。”便可作证。汉代砚台的发展逐渐具有艺术元素，多取法自然界中有力量且有神秘色彩的灵兽作为表现形式，如龙、凤、虎、熊、龟等，制作砚足或以雕塑形式制作砚盖。从出土文物看，两汉基本完成了砚从研磨器到砚台的转变。

汉辟邪盖三熊足石砚故宫博物院藏

在汉代石砚的基础上，魏晋时期出现大量瓷质砚台，造型比较常见的是圆形带足砚，砚堂一般不施釉，多足辟雍砚开始流行。两晋时期由带有高浮雕动物盖的三足石砚演变成的三足陶瓷圆砚十分多见，南北朝时，陶瓷圆砚的足数增加。北方的上层社会流行一种方形带足石砚，其上有精美的雕刻，是东汉三足石砚的延续。这种石砚在砚堂外往往有耳杯形水池，有的还有笔舔。

西晋青釉带盖三足砚湖北省鄂州市七里界出土

北魏石雕方砚 1970年大同市南郊北魏建筑遗址出土

辟雍砚又叫璧水砚，是南北朝至唐初盛行的一种砚式，多为陶瓷质，圆形，砚面凸起，砚面与砚壁之间形成一圈环形砚池，砚足一般为蹄形、水滴形或圈足。辟雍砚在魏晋至唐代的墓葬中均有出土，研究其发展演变过程及文化内涵，对于墓葬的断代和古代文房文化的认识有着积极意义。辟雍的称谓源自西周《礼制.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汉代成为太学，因其形状是四周环水的圆形建筑。东汉蔡益《明堂月令记》云：“辟雍之名，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辟雍砚取其形，成为晋代的流行用砚形式。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繁钦砚赞》云:……盖今制之，或有全良石之材，工其内而质其外者；或规如马蹄，锐如莲叶，上圆下方，如圭如璧者。圆如盘而中隆起，水环之者，谓之辟雍砚。”

钱穆在《国史新论·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中说:“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技艺、如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在课程中还有性教育。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15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10岁“出就外傅”至20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10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小戴礼·王制篇》有云：“天子曰辟雍，诸候曰泮宫”此即言当时的学校。辟雍者，辟借作璧字，言其为一圆形，雍字当写作广字下面加一个邕，邕字乃四方有水，土在其中，广是高屋之形，即指学校的建筑，四面环水，此乃当时天子所辖政府之学校，如同今天的“国立大学”；泮宫者，泮是半圆形之水。《诗·鲁颂·泮水》，又称泮宫，是为当时诸候有泮宫之证。此为诸候国中大学，即如今的地方大学。国立大学四面环水，地方大学三面环水，在形制上，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尊卑之分。

辟雍砚则是对辟雍格局的模仿，圆形，砚面凸起，砚面与砚壁之间形成一圈环形砚池，形制类似于古时的辟雍。问题在于，如此讲究且盛行于隋唐的辟雍砚因何从古代砚台的主流中退出了呢？个中原因引发诸多猜测，比如说，辟雍砚的一大特征在于砚足，而这样的砚足是有特殊时代背景的，背景变了，砚台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研究认为，隋至唐初时，辟雍砚的砚足已经很少见到其典型的多蹄足，而是多为多蹄足下附垫环或堆塑多蹄足的圈足，甚至还多见镂孔圈足，这可以说是砚足退化的一种体现。宋代以后，辟雍砚便逐渐消失。

隋代白釉多足砚台河南省巩义市和义沟村出土

隋代萧后墓出土青瓷辟雍砚

唐辟雍砚洛阳履道坊白居易住宅遗址出土

唐白瓷砚河南省陕县唐墓出土国家博物馆藏

隋唐时期的陶瓷砚品造型多样，以圆形周环水槽的辟雍砚最为流行，也有向多足或圈足的演变，唐代大部分陶砚质地佳，制作规整，细腻发墨，其造型已脱离前朝旧式。由于殉葬之风盛行，部分陶砚作为冥器。圆形多足砚大多为陶瓷制品，在南北朝多足圆砚的基础上，足数进一步增加，并且发展出圈足砚。隋唐流行的周沿水槽凹陷的辟雍砚也是多足砚的演变，是圆形多足砚的主流。

梅县畬江镇唐墓出土青瓷辟雍砚

唐青釉划花砚福建省永春县城关镇金峰山唐永徽二年墓出土

唐代早期凤形陶砚制作规模大，其上圆下方，砚首窄而砚尾宽，两侧边内收，砚堂呈坡状，砚尾底部有两足，为唐代典型器物。凤形砚又称凤凰池砚，俗称“风字砚”或“箕形砚”。

宋米芾《砚史》中记述：“隋唐工稍巧，头圆，身微瘦，下阔，而足或圆为柱，以不逮古，至本朝扁长穹高腰瘦、刃阔钺斧之状”，叙述了唐宋凤形砚造型的演变。一般风字砚砚壁呈弧形，砚身前圆后方或上窄下宽，呈类似梯形。也有砚首高翘，线条多变化；砚底有圆、平、鼓式，或者砚首无足稍低，下端带双足或单足的。砚足形状亦非单一，有圆柱状或梯形足，成为唐代砚的特征之一。唐代砚造型还包括正方形的石渠砚、圆形砚、龟形砚等，砚式简单但富于变化。

唐代端石箕形砚1954年西安市东郊郭家滩国棉四厂工地唐墓出土

北宋青铜砚 2016年上海青浦区青龙镇遗址隆平寺塔地宫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宋琴式石砚 1969年桐乡出土

五代时的砚形，上承唐代箕形砚式，下启宋代抄手形砚式。因此，五代的砚形，砚面还保留着唐箕形砚的特征，即弧面形和折面形都有。但五代砚边墙较唐砚边墙矮，即砚式较为浅平。五代砚的砚底，逐渐不见了唐时的双足，而是以砚尾部内收的平底或抄手砚式的边墙足见长。五代时陶砚出现花摺足工艺，有四足和圈足。米芾《砚史》中记载：“陈文惠价，收一蜀王衍时陶砚，连盖。盖上有凤坐一台，余雕杂花草，涅之以金泥红漆，有字曰‘凤凰台’”，记载的是十国前蜀王衍时期所造的陶砚。

1958年长沙五代墓出土的“长兴三年”款箕形石砚

宋代的箕形砚，部分还保留唐代样式，部分形制已经有所变化。其中具有唐代特征的多是出土于北宋墓葬的陶砚。如1982年江苏连云港北宋早期墓出土的残损箕形陶砚，其砚首窄而砚尾宽，砚尾高而砚首低，砚堂呈坡状，两侧边收腰，底部有两足。又1995年江苏宝应发现的北宋墓群中出土各类砚十几方，其中有三方箕形陶砚，其底部两足的样式不全相同，砚身尾高首低，其中一砚的砚首有浮雕花草纹。宋代箕形砚的另一种常见样式器形极类“风”字样，砚堂平坦，至砚池处下限，两侧内收或呈直线，部分形制的砚底无足，这种风格一致延续至南宋。如江苏江阴北宋葛闳夫妇墓出土的箕形砚；安徽潜山彰法山北宋晚期墓出土的一方澄泥砚，箕形，砚堂平，两腰内收，底带两个椭圆柱状足；江苏南京南郊宋墓出土的箕形石砚，砚尾稍宽于砚首，侧边平直，砚底油船形双足，两足间阴刻“夏拾得石”四字；1971年江苏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墓出土的箕形端砚。

1995年江苏宝应北宋墓群出土箕形陶砚

1971年江苏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墓出土箕形端砚

差不多与宋代同期的辽、金时期，箕形砚对唐代箕形砚的传统几乎完全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成为辽、金时期主要的砚型。其时的箕形砚大概有三种制式：一是砚首至两侧边有凹形装饰带，砚首有两道或者三、四道凹弧。如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辽代早期墓出土的两方箕形陶砚。一方从砚首至两侧边有浮雕卷草纹，砚首二凹弧，侧边内收，砚堂倾斜，砚尾部有双足。另一方是黑灰陶箕形砚，下承镂空台座，这件带台座箕形砚与河北宣化辽代张文藻墓出土的壁画可互为作证，如图；二是与同期宋代箕形砚类似，如内蒙古敖汉旗大横沟一号辽早期墓出土的箕形陶砚，如图所示；其三就是上文提及的暖砚，砚底的台座可放置炭作加热保温之用，如1992年内蒙古宁城县头道营子乡埋王沟墓出土的辽咸雍六年三彩砚和1976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琥硕镇辽墓出土的一方陶暖砚等，如下文图片所示。

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辽代早期墓出土、箕形陶砚及带座台箕形陶砚

内蒙古敖汉旗大横沟一号辽早期墓出土箕形陶砚、1974年河北宣化辽代墓出土箕形陶砚

辽金时期，书写用砚开始注重装饰，其制作更求精致，不惜工本，有以金银装饰砚匣的。部分砚台仍保留唐宋用砚的风格，但更多的是带有明显的契丹民族风格，现知有不少实物遗迹出土。如内蒙古赤峰辽代皇族耶律羽家族墓出土的金匣万岁台砚。

辽代耶律羽墓出土“万岁台”金花银砚盒石砚

河北宣化辽代张世卿、张文藻墓壁画中的砚台

辽代三彩印花花草纹八角形砚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头道营子乡埋王沟出土

从总体上看，宋代砚的形制比唐代更丰富，其中以长方形砚和椭圆形砚为常见，长方形砚中又以抄手砚为最多。除了抄手砚外，以蝉形砚为代表的仿生砚得以创制，文人风背景下出现的鹅形砚、太史砚，科举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大量植物、异兽造型和纹饰，有蛙形砚台、蝉形砚台，其中蝉形砚台均带足，一般为三足，后两足基本为乳足或扁圆柱足，区别于唐代箕形砚的底足。正如南宋叶樾的《端溪砚谱》记载，仅端砚的造型就有有平底风字样、有脚风字样、垂裙风字样、古样风字样、风池四直、双棉四直、合欢四直、箕样、斧样、瓜样、人面样、仙桃、鼎样、玉兔样、龟样、圭样、钟样、笋样、棱样、双鱼样、腰鼓、吕样、琴足风字等，种类繁多。

福州市西园山宋墓出土南宋绍兴丁丑七年（公元1157年）蛙形砚台福建博物馆藏（左）、兴利山宋墓出土娃形石砚（右）

宋衔荷桂鱼砚秋水堂藏

抄手砚是宋代砚最为流行的制式。抄手砚的常见形式在米芾《砚史》中记载：“……而抄手砚的典型样式为：长方形，前窄后宽，底部挖空，头部落地，四侧内敛，两边为墙足，可用手抄底。”宋代抄手砚的制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砚堂呈斜坡状，如1993年安徽潜山太平北宋早期潘氏墓出土的抄手砚，另江苏宝应北宋墓群出土四方抄手砚，几方砚台质地各不相同，皆呈梯形，其砚首窄于砚尾，三侧壁内敛，砚堂稍鼓而倾斜；

江苏宝应北宋墓群出土抄手陶砚

2、北宋中晚期，部分抄手砚的砚堂逐渐趋向平坦，此类抄手砚南宋尤为多见，元代以后的抄手砚也是在此制式的基础上演变发展的，实物如下图江西南丰北宋曾巩墓出土抄手石砚、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出土抄手砚和合肥市城南乡朱岗村北宋马绍庭夫妻墓出土的歙石抄手砚等；

江西南丰北宋曾巩墓出土抄手石砚

江苏溧阳竹箦北宋李彬夫妇墓出土抄手砚

北宋长方形椭圆池歙砚合肥市城南乡朱岗村马绍庭夫妻墓

宋代抄手石砚 1953年杭州老和山出土浙江博物馆藏

南宋建炎三年款湖田窑卷草纹青白瓷抄手砚

3、第三种宋代抄手砚的常见制式，带有拦水线，与砚的另三边合拢，形成边框，砚尾作开口状。

北宋贺兰石砚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M6吕仲山墓出土

4、是砚堂制作成椭圆形并呈斜坡状，流行于北宋中晚期，如1978年江苏武进寺墩出土的熙宁八年抄手石砚，砚底刻有“熙宁八年十月宗院记”。

1978年江苏武进寺墩出土熙宁八年抄手石砚

北宋 “嘉祐八年”铭文青瓷砚浙江慈溪市天东出土

元代时，除一般常见制式的砚台外，从出土实物看，玉石暖砚在元代首见。北京德胜门以东的元代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元代青石暖砚造型为长方形双联式，石质坚而厚重。砚面分布设有两个长方形墨池，对称两个砚堂，墨池下凿为矩形空膛，膛内可加热置火，表面留有凿刻痕迹。又北京丰台区南苑出土的罕见元代岫岩玉暖砚，正方形，由砚盖、砚和砚底组成，砚盖上浮雕四层莲瓣纹，顶端是花芯，四周镂刻几何纹。砚面突起，上有长方形砚池，内有朱砂痕，砚侧四周镂刻菊花、牡丹纹装饰。砚为束腰形，其砚底下有四蹄形足。暖砚中空，可放置炭灰或水以加热。

元代花卉纹玉暖砚北京市丰台区南苑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明代社会上鉴赏砚台和藏砚之风甚盛，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和社会群体审美标准的变化，对砚台的制作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故制砚除继承唐宋遗风，讲求自然质朴，普遍也有所创新，大部分砚的制作仍然以实用为主，部分为了迎合明代文人士大夫的品味，注意天工巧用和巧色的利用。明代文人陈继儒曾道“文人有砚，如美人之有镜也，砚以静为用，是以永年。砚与文人相伴，与笔为砚田，与墨相濡而合。”明代砚的常见造型有方形或椭圆形，以方形砚为主，唐宋时期的风字砚在明代亦偶见，象生形砚和随形制作的砚台在明代明显增多，如竹节形砚、琴形砚、瓜果、荷叶形砚等。明代时制砚原材料日渐缺乏，优质砚材更是稀少。明代制砚工匠开始对石材天然形成的石皮，石疵等作特别处理，保留并掩饰其瑕疵，以达到天然形成艺术效果。譬如制作犹如断残的石碑。由于缺少官方出土墓葬标准器物，本文以馆藏品以及古籍、宫廷旧藏书画等记载的砚品为参考，如清乾隆年间记载皇家收藏的砚史著录《钦定西清砚谱》等重要文献资料。

自清代以来，关于砚的著述文章很多，如高凤翰的《砚史》、纪昀的《阅微草堂砚谱》及唐秉钧的《文房肆考图说》等，应该说各有其特点，然而私人收藏总不及皇家之富，关于砚史的著录还当以《钦定西清砚谱》为最。所谓西清者，乃宫禁燕闲之地也。清代南书房，亦称西清，为朝臣翰林学士出勤之所。

《钦定西清砚谱》编撰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所录各类砚计240方，它的来源据乾隆自序“清内府藏砚颇多，或传自胜朝，或弃自国初，如晋玉兰堂砚、璧水砚，久陈之乾清宫东西暖阁……为可惜也”。为于敏中、梁国治、董诰等8人奉敕编，绘图者为门应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完成。该书为研究我国古砚史提供了极为形象与翔实的宝贵资料，是了解清宫所藏历代名砚概况及其流传经过的重要参考书。《钦定西清砚谱》所载诸砚中，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45方（部分已散佚），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95方。

明仇英倪瓒像卷（著录于《中国绘画全集》图中圆形多足砚）

1966年宝山区顾村朱守城墓出土明代黄花梨木盖端石风字砚

清代的制砚业发达，砚材更加丰富，纹饰内容广泛，雕刻手法更加灵活细致，其形制亦呈多样化。清代早期的砚台，形制简朴大旗，雕工凝重洗脸，更多地继承了明代砚的制式，形制一般不大，砚体单薄。清代中期开始注重繁复的雕工装饰，砚的制式更为多样，砚制上多有仿古，但是制作精巧，远胜古代。此时较多出现行囊砚，一般供研朱点书或玩赏之用，且行囊砚的一般都选用上佳材质制作。竹节形砚属于明清时期的典型砚式，清代的竹节砚更注重精雕细刻，竹的形象更具体和写实。

清代宫廷御用砚品大部分是出于内廷“砚作”，还有一些御用铜匣暖砚的制作出自内廷“铜作”或“珐琅作”。也有一些砚品是交由地方按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年仿古各式澄泥砚，均交苏州承办制作，还有少量的来自地方官员的进贡。内廷砚品的制作一般是由如意馆画师画样，御览呈准后再由内廷的砚匠照样制作，每年内廷都有大量的砚品制作。除砚作外，还专门有匣作、木作、油漆作，随砚形配盒，一件砚品做好成型以后一般还要由“刻字作”刻字或镌刻御题诗文和年款等。

内廷御用砚

清代内廷“砚作”制作的御用砚品，砚石材料多来自于地方开采和进贡。如康熙年间，始以松花石为砚，因石材产自吉林松花江流域，为满洲发祥地，即“龙兴之地”，深受清代帝王的青睐，各朝均承袭制作，并形成内廷定式，成为御笔朱批或为赏赐近臣用砚。据清《养吉斋丛录》记载：“松花江石也称松花玉，绀绿色，出混同江边抵石山，清圣祖时始创为砚，四朝以来，各有妙制珍藏，滑不拒墨，涩不滞笔，允为佳品。”嘉道以后，石料的开采时禁时开，内府石料匮乏。道光以后，曾下令各地减少例贡，内廷所制砚品很少。清代晚期，砚石的制作逐渐走向衰落。同治、光绪时期，砚石开采渐少，石质也少有佳品。其制作工艺日渐式微，终不及前朝。

内廷“砚作”还制作有大量的各式仿古石砚，其材质有端石、歙石、紫石砚等。如仿汉石渠阁瓦砚、仿汉未央砖海天初月砚、仿唐八棱澄泥砚、仿宋玉兔朝元砚、仿宋天成风字砚、仿宋德寿殿犀纹砚六种砚式，分别成套制作，并镌刻御题诗文于砚及砚盒。每件砚品或配以嵌玉木盒，共装一紫檀木盒，极具宫廷特色。此外，还有相同的各式澄泥砚，是由内廷发样交苏州制作。

清康熙御制双螭纹松花石砚上海博物馆藏

内廷御用暖砚的制作，一般出自内廷“铜作”或“珐琅作”，各朝均有各式暖砚的制作。如雍正三年(1725年)珐琅作记载：“着做珐琅圆形暖砚二方，用好端石做。”档案记载中的圆形珐琅暖砚均不见实物传世，现仅见有珐琅长方形或风字形暖砚，为内廷政务用砚。又如雍正十三年铜作记载：“传旨：做吉祥砚一方，下安水屉。”其中明确记载了用水温砚的暖砚形式。乾隆时期，承袭和发展了前朝暖砚形制，将水屉和炙炭火同时温砚，暖砚形制多样，有圆形、八角形、长方形、双联形等，并多次制作烧古铜暖砚。如乾隆二年十一月“珐琅作”记载：“珐琅暖砚一方，烧古暖砚一方，传旨：着照珐琅暖砚上花样足子，做铜烧古暖砚二方，再照铜烧古暖砚样，做烧砚十方，足子亦照珐琅暖砚上足子样式。钦此。”其中记述有烧古暖砚一次成做十余方。从中可知，御用暖砚均出自内廷制作。

清乾隆掐丝珐琅龙纹匣暖砚清宫旧藏

清乾隆天蓝釉镂花暖砚秋水堂藏

苏州澄泥砚的制作

澄泥砚，除内廷“砚作”制作外，还有一些是发往苏州按内廷式样制作，也有一些是照内廷“砚作”做好的蜡样、木样制作，其中所用澄泥原料也是由内廷发往苏州。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档案记载：“传旨：虎砚头项不好看，着拨蜡样呈览，准时向乾清宫要澄泥四块，发往苏州合做虎砚二方。钦此。……于二十九日照虎砚蜡样做得木样，并做样虎砚，随盒交太监如意呈览，奉旨：着交苏州照样成做。其颜色务必与原样一样，得时不必刻字。钦此。”这应是一件澄泥虎伏砚的制作过程。乾隆晚期还曾有多次制作虎伏砚，分别陈设在内廷或香山、瀛台、行宫等各处。

清乾隆澄泥仿古石渠砚清宫旧藏

澄泥砚自乾隆四十年开始大量制作，至乾隆晚期一直没有间断制作，且均交苏州照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四十四年档案记载：“澄泥砚二方，加用宜兴澄泥三成，烧造砚二方，其澄泥砚交苏州全德，将所传做之澄泥砚，俱照加宜兴澄泥三成之法烧造。”从中可知，澄泥砚的制作不仅有取汾河之泥，而且还有加用宜兴澄泥之法制砚。苏州制作完成的砚品，再交内廷懋勤殿拟字或专门刻字人镌刻诗文或款识。至今故宫博物院现藏砚品中，还有尚未题刻诗铭的各式澄泥砚。

地方贡砚

除上述交由内廷“砚作”制作的澄泥砚外，地方也有少量的成品砚进贡内廷。特别是乾隆时期，地方进贡的澄泥仿古各式砚，均按内廷样式制作，如乾隆四十六年《宫中进单》记载：“山西按察使，臣袁守诚跪进，御制铭澄泥砚十八方三匣”。应为一套六方式仿古砚品三份。现今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也有署名“臣徵瑞恭进”款的仿古澄泥砚，其中有附黄纸签墨书：“发下澄泥砚六方，臣等公同阅看，系乾隆年间徵瑞仿古制造承进者，泥质尚细，陶范亦精，惟火气未退，骤难适用，谨奏。”此套徵瑞恭制的砚品，因当时不合用被放置一边，至今仍完好如初。由此可知，澄泥砚的制作，除内廷砚作制作外，还有山西、苏州等地制作进贡。至今仍有上千余件的各式仿古砚传世，再现了乾隆时期宫廷用砚的基本形式。

清乾隆各式仿古澄泥砚清宫旧藏

三、砚台材质的多样性

及四大名砚

从石质砚台的最初出现到明清时期各种材质的砚台争奇斗艳的繁荣期，砚台材质的转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据考目前古资料显示，秦朝出现最早石砚台以来，到了汉代，出现了大量的石砚，其次，玉砚、漆书砚和陶砚也是汉代用砚的较常见形式。红丝砚最早的记载就出现于西晋时期，张华《博物志》记载：“天下名砚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砚第一……质莹甚，而朱纹隐起，如红羽，下如丹叶，故又名朱雀琼花。”而盛于唐代中和年间。唐宋时期一些文人学者曾盛赞“红丝砚为诸砚之首”，柳公权《论砚》：“蓄砚以青州为第一”。其中玉石砚的使用最早见于西晋葛洪《西凉杂记》的记载：“汉制，天子以玉为砚，取其不冰。”魏晋时，随着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瓷砚开始盛行，各地窑口纷纷制作瓷质砚台，同时，一些文房辅助用具如水注、水盂、研滴等相继出现。此时，在汉代石砚的基础上，瓷砚形成了自己的时代风貌。

江苏徐州土山东汉墓出土鎏金镶嵌兽形铜盒砚

六朝时期，由于陶瓷业的空前发展，陶瓷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陶瓷砚取代石砚成为最主要的砚材。由于六朝时期中国陶瓷主要产地在南方，故北方陶瓷圆砚的使用远少于南方。

隋唐时期，陶瓷砚品成为制作砚台的主要材质之一，造型也多样。唐、五代时期优质石砚多有出现，隋唐的纸比现在讲究，纸的光洁度非常好，墨上面稍微有点儿颗粒，磨墨的细腻度不够，所以对研墨的要求又提高了。端砚等石砚磨出来的墨细腻度好，人们开始尝试着用石头做砚。后来被称作“四大名砚”的包括山西的澄泥砚、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广东端州的端砚、安徽歙州的歙石相继出现，并一直盛行。唐宋时期文风盛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正值顶峰时期。这一时期的书写工具更求精良，也是砚石的兴盛时期。据文献记载，唐代砚的种类较多，其中以山东和山西地区的石砚、陶砚、瓷砚和澄泥砚最为著名。唐代的陶砚装饰简洁，以自然质朴为美，多光素无纹饰，突出线条的硬朗，形制的大方。

宋代，各种材质被用于制作砚台，包括有瓷砚、石砚、玉砚、陶砚等，石质砚台仍十分盛行。据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载砚石种类多达十余种。这一时期，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砚均有丰富史料记载及实物遗存。宋代端州石砚仍充贡内廷。《宋史》记载了包拯在知端州期间端砚充贡的情况。“包拯字希仁……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宋代文人尤爱端石，米芾便是其中一位，其所著《砚史》，该书对端砚石有较为详尽的介绍。歙石开采于唐，南宋以后发生崩塌，停采很长时间。现知宋代歙石也有大量遗迹出土。1973年，在安徽合肥市大兴集北宋名臣包拯的次子包绶夫妇墓，出土有一方歙石抄手砚，造型简洁，为较典型的宋代制砚特点。又有1953年歙县小北门宋代窖藏出土宋代歙石砚17方，形制各异，纹理丰富，也十分具有代表性。

宋代歙砚 1973年合肥市大兴集包绶夫妇墓出土

紫金石产于山东，自唐代开采，宋代较为流行。米芾对紫金石砚也十分推崇，《砚史》中多有记载，米氏亦藏有紫金砚，有其书法遗迹《紫金研帖》存世。

台北故宫藏米芾书《紫金研帖》

紫金石砚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辽金时期，其文化与汉文化交融并进。辽金的风俗习惯、服饰文字都保留有各自的文化表现形式，文化艺术方面则向多元化发展。辽金时期的砚台材质有石质砚、陶砚、瓷砚、澄泥砚、玉石砚、银砚等。产于辽宁本溪的辽石砚，在辽金时期就已经很兴盛。相传辽砚深得萧太后的厚爱并被封为御砚。明清时期的辽石不仅局限于制作砚台，还被用于制作屏风、烟盒等。据说，清代辽石砚一度让清太祖努尔哈赤爱不释手，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清代故宫保存下来的辽砚贡品。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一件凤形玉砚，其宋代遗风明显。同墓还出土了陶砚、三彩砚、万岁台砚及银质文房用具，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具有重要的文物研究意义。元代以石砚、玉石砚为主，少量砚上出现了装饰纹样和刻铭，但整体上，元代的砚仍以实用为主。

辽代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出土玉砚和笔洗

明代砚主要以石砚为主，如端石、歙石、澄泥砚、玉石砚、潭柘紫石等，材质亦呈多样性。有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记载道：“他如墨角砚、红丝砚、黄玉砚、褐色砚、紫金砚、鹊金墨玉砚，皆出山东。”据文物部门考证，早在明正统年间，宫廷就有专门组织开采潭柘紫石，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古砚中就有潭柘紫石砚。其中玉石砚硬度高，其质地细腻润泽，一般是为研磨朱砂墨而用。明代玉石砚有出土遗物为证，山东博物馆藏有明代鲁王朱檀墓出土的青玉砚，其制作风格独特。现知故宫博物院藏有多件明代白玉螭纹砚，造型古朴，制作精良。据清初大戏剧家孔尚任的《享金簿》记载，他本人收藏绿石砚一方，是明代王绂的传世之物，经当时在清内务府造办处制造许多松花石砚的琢砚名匠金殿扬鉴定是“辽东松花石砚”，可见松花石砚最晚出现的年代可能在明代早期。

山东省明代鲁荒王朱檀墓出土青玉砚台

明端石抄手砚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是中国文房用具发展的极盛时期，文人用砚和自制用砚十分流行。宫廷御用制品，更精益求精，选材名贵，装潢奢华、细致，文房的包装上也极其讲究。瓷制砚台自清代早期到清代晚期一直有制作，以清代早期尤其雍正乾隆两朝的质量为最佳。如制作的仿古砚如仿宋代哥窑、官窑砚等单色釉瓷砚。尚有其他常见的青花瓷砚和彩瓷砚亦延续整个清代时期。均康熙时期，松花江石被用作御用砚品，亦称松花江玉。清乾隆《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序称：“混同江产松花江玉，可作砚材。”据清代内廷造办处活计档记载，“砚作”专为内廷御用所制各种砚品数量较多，其中松花江石砚成为清代重要的御用砚品。从故宫现藏砚品得知，自康熙到光绪时期都有松花江石砚制作，并署有年款。

清康熙松花江石夔纹铜匣暖砚清宫旧藏

到乾隆时期，仿古制品兴盛，各地搜寻古砚佳品，极力模仿创新，研制唐宋失传的澄泥砚。同时，常被用到的石材还有端石、歙石、松花江石、玉石、铜暖砚等，这些材质亦被用作乾隆时期的御用或赏赐用砚。嘉庆、道光以后，仍沿袭旧制，砚台等文房用具均有大量生产。道光以后，因曾多次禁止或减少各地纳贡，宫廷内石砚的制作，库存闲置余砚，多赏赐诸臣。其后，石砚的制作日渐式微，同治、光绪时期砚石开采渐少，石质也少佳品，尚有石砚、铜砚、锡砚、瓷砚制品，质量上终不及前朝所制。

清中期水晶砚清宫旧藏

清中期白玻璃长方形抄手砚清宫旧藏

四大名砚

部分史料以及唐宋诗词的记述表明，端石在唐代开始被大量开采，历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端砚不晚于唐代中晚期就已经出现。出产在广东省肇庆市东部的烂柯山和肇庆市七星岩北面(西起小湘峡，东至鼎湖山)的北岭山一带，尤以老坑、麻子坑和坑仔岩三地之砚石为最佳。古时已十分名贵，更因几大名坑砚材枯竭封坑，砚资源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名贵。在中国所产的四大名砚中，尤以广东省端砚最为称著。端砚以石质坚实、润滑、细腻、娇嫩而驰名于世，用端砚研墨不滞，发墨快，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畅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端砚若佳，无论是酷暑还是严冬，用手按其砚心，砚心湛蓝墨绿，水气久久不干，故古人有“呵气研墨”之说。

宋代端石抄手砚（太史砚） 1973年广东省高要县莲塘镇察步庙嘴山墓葬出土

歙砚又称“龙尾砚”、“婺源砚”，产于江西婺源龙尾山，婺源古属歙州，故名。其特点是色如碧云，声如金石，湿润如玉，墨峦浮艳。其石坚润，抚之如肌，磨之有锋，涩水留笔，滑不拒墨，墨小易干，涤之立净。自唐以来，一直保持其名砚地位。北宋唐积《歙州砚谱》记载显示，唐代开元年间有猎人采歙石为砚，但此为宋人追录。鉴于歙砚在唐代仅以个例出现，并且没有唐人记载，所以说，这一时期，歙砚只是身影初现。如以下1976年在安徽合肥市机务段唐开成五年（840）刘玉墓出土的一方歙砚以及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的北宋三足歙砚。

唐箕形歙砚 1976年在安徽合肥市机务段唐开成五年（840）刘玉墓出土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出土北宋三足圆形歙砚

澄泥砚最早产于山西绛州，其孕于汉，兴于唐，盛于宋，明代达到炉火纯青，跻身中国四大名砚台之一。澄泥砚不是石块砚，是用沙泥烧炼制成的砚，质地类瓦，属陶瓷砚的一种非石砚材。其制作方法是：以过滤的细泥为材料，掺进黄丹团后用力揉搓，再放入模具成型，用竹刀雕琢，待其干燥后放进窑内烧，最后裹上黑腊烧制而成。澄泥砚的制作始于晋唐时期，兴盛于宋朝。自中唐起，历代皆为贡品，在中国砚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澄泥砚以鳝鱼黄，蟹壳青，豆砂绿，玫瑰紫，虾头红，朱砂红等颜色为珍品。其特点是质地坚硬耐磨，易发墨，且不耗墨，可与石砚媲美。唐时，河南虢州已成为制澄泥砚的著名产地，在现代，澄泥砚的产地有河南洛阳、河北钜鹿、山东青州、山东泗水、山西新绛县、湖北鄂州、四川通州和江苏宝山等地。

1983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城遗址出土唐龟形澄泥砚

嵌端石连盖长方形蓬莱仙岛澄泥砚

1952年上海市青浦重固镇高家台元代晚期任氏家族墓出土

洮砚石产于中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乡洮河之滨，是水成岩的一种，又名辉绿岩。洮河砚以其石色碧绿、雅丽珍奇、质坚而细、晶莹如玉、扣之无声、呵之可出水珠、发墨快而不损毫、储墨久而不干涸的特点饮誉海内外，为历代皇家所珍藏，备受文人雅士青睐。历代以来，尽管生产洮砚的石料主要来源于洮河东岸的喇嘛崖岩层之中，山崖险峻、道路崎岖，三面环水，水流湍急，开采难度十分巨大，但开采洮砚石料的工作从未停止。但如今由于原料枯竭和工程建设等原因，洮砚的生产已走向断根边缘。

1992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唐箕形洮砚（王如实藏）

在7000年前，我国先民始用洮砚石料研磨矿物颜料绘制彩陶图案，已为世人所了解。洮砚初做磨刀石，后做砚材，据《山海经校注》西山经内载（注：《山经》成书不晚于战国，记山5370座）：“鸟鼠同穴山之西北三百六十里，有崦嵫之山，其中多砥砺”。崦嵫之山既洮河砚材源地的西倾山，西倾山是昆仑山支脉。郭璞注之：“砥砺，磨石也，细为砥，粗为砺”。用洮河砚材做磨刀石，绝非随意，是需要经过选择的。依次推断，西倾山中的砚材，汉代起可能已被广泛使用。初为民用，后发展到军中，“随军士兵佩之以利剑矛”。用洮河石做磨刀石，即使到了洮砚久负盛名的宋代，仍广泛用之。

天津博物馆藏郑孝胥铭北宋洮河砚（传河北巨鹿出土）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论砚》记道: “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端、歙、临洮。”这是对洮砚最早的记载。唐代石制名砚的发展迎来了成熟期，端砚、歙砚、洮砚与澄泥砚并称中国四大名砚也开源于此时，使得大唐成为石质制砚开始一统天下的标志性时代，洮砚、端砚、歙砚逐渐取代各类材质的名砚，至今不可撼动。洮砚在宋初就闻名于世，历代作为贡品而显赫于当时宫庭或权贵之书房中。金朝诗人元好问就曾有诗曰: “县官岁费六百万，才得此砚来临洮”，继之宋时大书法家黄山谷又对洮硕有“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泽笔锋利如锥”的评价，益发验证了洮砚的优异，苏轼的《洮砚铭》: “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的题记，更加赞誉洮砚的肤理缜润，色泽雅丽；元明的以后的赞誉更是连声不辍，至今仍在我国、日本、东南亚及世界各国作为珍品使用或馈赠。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九九归一》由甘肃省政府赠予香港特区政府。

安徽博物馆藏宋洮河绿石兰亭砚

首都博物馆藏康生铭纪昀旧藏明代洮砚（左右图为同一砚台，由于此砚历来有产地争议，笔者未见实物颜色，故贴上不同颜色的照片供读者参考）

砚面康生刻铭：“纪晓岚自名为识砚者，还刊行归云砚谱，其实他对砚连基本常识也没有。他把洮河石当作绿端，把青州红丝叫做红端，他不知端石为何物，更不必说识别古砚了，康生一九七零年二月。”

四、古代砚台制作工艺初探

古代砚台材质众多，不同材质的砚台，所使用的工具和制作工艺上有较大差异，又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笔者把古代砚台大概分类，加以阐述其工艺制作的共性:

石质砚台。石质砚的制作如四大名石、玉石类等材质砚台，以端砚为例，其工艺流程一般经过采石、维料、制璞、设计、凿大坯(粗雕大形)、起砚边、铲平砚堂、细雕、上细(打磨)）等步骤，细分还包括上蜡、制作砚盒、拓片等等工序。采石，顾名思义，就是筛选、采集优质石材作为制作砚台的原材料。维料制璞即把采回的石材按质量优劣进行简单分类，按其质量的高低分级，分别制作优质砚台和一般性砚台。

宋代端石抄手砚 1985年广东省潮州市东郊刘景墓出土

对原石的设计，目的是充分利用石材的石质、石色、石品以及石眼花纹的形态、大小和生成位置，对石材进行构思，更有把石材的瑕疵巧妙地设计成另类别致的装饰。合理的设计，能大大提高了优质石材的利用率，也能提升砚作的艺术审美价值。如设计者常常把端石石眼设计成动物的眼睛、星辰、太阳灯，把天然石皮、石线、虫蛀等石疵做成天然松皮纹或者灵芝、海浪等动植物形象。

张庆明大师《传承砚》设计图和完成图

设计石材之后，工匠会对石材进行切割、打磨、雕刻等。如要制作线条简单而质朴的抄手砚等素砚，需要把石材切割好，把砚台的砚额、砚池、砚岗、砚侧、砚堂、砚背等部位设计好，然后进行打磨就可以。但是要制作一枚上佳的素砚，亦需要一丝不苟的打磨技巧和对线条的精确把握技术，因此唐宋以来，流传下来的素砚中，真正能体现其质朴之美的并不多见。

雕刻的程序包括打毛坯、修粗坯、装饰雕三个步骤：打毛坯是在确定砚面图案后，一刀刀减少废料，打凿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形状，确定主题结构的位置；修粗坯即按照砚体纹饰再加工，在修理、铲滑、加细过程中，让作品题材内容轮廓分明，从整体布局和比例逐步调整纹饰的过程。其中打磨工序可分为粗磨合精磨两种。修粗坯后，作品主题细节已趋明朗，层次简练分明；装饰雕是通过精雕细刻清楚作品的刀凿痕迹，对作品局部重点雕刻，使作品纹样细腻完美。

制作砚台所用的传统工具多样，许多工具一直沿用至今。主要的传统工具有：

1、日字锤，用途是凿大坯。

2、木棰，是粗凿加工后清楚大量余石，用以敲打凿，增强凿的凿削力。

3、凿卡，为坚实硬木，等铲去大量余石时，用以增力。

4、尘凿，锥形凿头，用于凿去余石，凿与工作面成30到45度角。

5、钩凿，凿头为弯钩形，与凿卡并用，适用于钩线。

6、平口凿方，凿头扁平，作用是平整平面，按工作情况选择不同型号平凿。

7、方口凿，凿头扁平为方形，用于对平面进一步精加工或用作线条雕刻。

8、鲤鱼肚凿，凿头扁平为弧形，用于精铲平面。

9、圆口凿，凿头扁成“U”字形，用于对弧面、弧形的角度进行雕刻。

10、斜口凿灶头扁成单“V”字形，用于雕刻垂直面。

11、雕刻用刀分为阳刀和阴刀，不同砚台的大小、不同图案要使用不同刀具，视具体情况而定。

砚石雕刻的表现技法

砚石的雕刻表现技法多样，深度难以把握，技术要求高，从现存考古资料和当代砚雕作品来看，最常见的几种技法大致为深雕、镂空雕、浅雕、浅浮雕、线刻、薄意刻、俏色雕几种。

北宋长方形抄手端砚合肥市城南乡朱岗村马绍庭夫妻墓

歙砚的制作流程主要有选料、制坯、设计、雕刻、配盒等。每一方砚台的制成都要经过十几道工序。

1、选料：歙砚的选料要求十分严格，所选石材要有一定的块度、粒度，硬度也要适中。采下来的石料不等于都能制砚，往往还要经过挑选。选料工人按照规格、形状、工艺要求进行取料，然后剥板，将石料凿平，锯成一定形状，用水砂细磨成砚坯。

2、制坯：砚坯分为定型坯、自然形坯两大类。定型坯是按计划生产的规格型坯，如正方形、圆形、不规则形等。自然形坯则是就砚石之自然形状加以修整，锯磨成坯。

3、设计：是制作砚台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关键性工序，要根据砚石的石质形态，认真考虑题材、立意、构图、造型以及雕刻的刀法刀路。大自然赋予砚石一些特征，根据这些特点因材施艺，即产生良好的艺术效果。不同的石品采用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因为歙砚石本身具备了自然的美，取其美之特点，合理地加以运用，要用得恰当，用得协调才能突出美的艺术效果。

4、雕刻分凿刻和雕刻两步。定稿（即设计成图案）后，开始凿坯，即将墨堂、墨池（也称水池）及背石、阴肚等部分该凿去的凿彩。有叙述历史的，有指出砚的特点，有的刻上得砚日期，有的是对砚的评价等等。古代文人学士对歙砚的立意、构图及雕工是赞美备至的。歙砚砚边，多采用古器物之纹，如夔纹、云雷纹，间有云纹、几何纹、缠枝花纹和各种变异纹饰。整个造型和格调是古朴典雅、美观大方。也有砚背刻一些人物或动物、风景，刀法使用浮雕。

5、配盒分制盒和油漆，利用红木、樟木、红椿或木胎漆制成砚台盒。

安徽休宁南宋朱晞颜夫妇墓出土歙砚、江西婺源庄门店南宋张敦颐墓出土抄手歙砚

陶质（澄泥）砚台。据记载，陶砚是瓦砚、澄泥砚、泥砚、砚瓦的统称，唐代韩愈还把陶砚称作陶泓。陶砚大致起源于汉代，有十二峰陶砚和直颈单龟首陶砚存世，后世多有烧制。其中砖、瓦砚石利用秦汉砖瓦开了砚堂再雕琢而成的。由于这些砖瓦在制作过程中采用了特殊的澄泥工艺，故砚品比一般的陶砚要好。程先贞《海右陈人集》中载：“秦阿房宫硬碱砖，蜜蜡色，肌理莹滑如玉，厚三寸，方可盈尺，最发墨，不知何时取以为砚。”铜雀台瓦可为砚，也屡见于文献。苏易简《文房四谱》说道：“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人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絺綌滤过，加胡桃油，方埏埴之，故与众瓦有异焉。”宋米芾《砚史》记载：“香洲土人自制陶砚，在铜雀台上，以熟绢二重淘泥澄之，取极者，燔为砚。有色绿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埴为水纹，其理细滑，着墨不费笔，但微渗。”澄泥砚的创造援引了秦汉澄泥的工艺，改革了陶砚制作的成法，熔陶、砖瓦砚工艺于一炉。以澄泥砚为例，下面简单介绍其制作工艺。

广东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 “拯”字刻款虢州澄泥砚

澄泥砚的出现不晚于唐代，山西的绛州，河南虢州，山东青州等都以制作澄泥砚名噪一时。澄泥砚的著名产地绛州、虢州、青州都处在华北沉积粘土矿床区，有取得优质澄泥原料的便利。上面说到的“澄泥以絺綌滤过”，这种用纺织物过滤泥沙的方法，即使在今天没有使用机器的情况下，仍然是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澄泥砚的制造史上，绛州有独特的澄滤方法：“绛人囊泥汾水中，逾年陶为砚，水不涸。”“山西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袋于汾水中。逾年后，则泥已实囊矣。”青州和与之相邻的潍州在澄泥砚原料上的做法是，将石头粉末掺入澄泥中，以提高砚的品质，故名曰“石末砚”。这种做法改变了澄泥砚原料的单一化，为后世在澄泥砚的制作奠定了基础。

故宫博物院藏唐代 “天策府”款箕形澄泥砚

宋代是澄泥砚工艺渐趋完善的阶段，在前朝工艺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工序。“作澄泥砚法：以墐泥令入水中，挼之，贮于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一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荫干。然后以刺刀子刻削如法，曝过，间空垛于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粪搅之，而烧一伏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亚于石者。”其中有几道工序尤其应该引起注意。其一是入黄丹。黄丹又名铅丹、红丹，在汉代初期，黄丹被用作助熔剂来生产铅釉陶。很有可能宋人将黄丹应用于澄泥砚的制作中，利用黄丹高温粘度较小、流动性较大、熔融范围宽、熔蚀性较强的特点，从而降低烧成温度，提高了澄泥砚的致密度和机械强度。其二是平地堆烧。将澄泥砚于平地堆垛起来，将大量稻糠和黄牛粪搅拌进行烧制。这种极原始的烧制方法似乎相对宋代各种烧瓷瓷窑的烧制方法相对过于落后，但由于澄泥砚有掺入黄丹，黄丹通常在600摄氏度时很快分解为氧化铅，分解后的氧化铅熔点在888度左右。因此用稻糠和黄牛粪作燃料平地堆烧，既可降低升温速率，又可保持烧成温度适中，以免温度过高使砚坯发生熔融。这可能只是澄泥砚的其中一种烧制方法，有待更多资料的补充说明。其三是烧成后的处理。这种方法最早记载于宋代文献，是宋人对澄泥砚工艺的又一贡献。“入墨蜡，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是宋人对烧成后的澄泥砚进行处理，克服其“燥渗不能停墨”的瑕疵。利用蜡与水的不亲和性，把蜡抹在砚表，再放水中加以蒸煮，使蜡融化后均匀分布在砚表。加入醋的作用是提高水温而有利于蜡的融化从而更利于蜡渗入砚内。使用同类其他物质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如“泽州有吕道人陶砚……以沥青火油……渗入三分许”。经过这样的处理，澄泥砚更显质地细腻，呵之即湿。

绛州澄泥砚的制作流程和工序:随着时代的变迁，汾河的水流量和流速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后来澄泥砚的制作已不完全遵循古法。主要工序为:将采掘来的河泥放置在一个绢制的箩中过滤，滤出极为细致的澄泥，经过澄泥过滤、绢袋压滤、陈泥、揉泥、制坯、阴房晾干、雕刻、砂磨、入窑烧制、出窑、成品水磨等工序，一方砚正常运转得一年半的时间。澄泥砚由于原料来源不同、烧制时间不同，具有鳝鱼黄、蟹壳青、绿豆砂、玫瑰紫等不同颜色。产量受季节性影响较大，一般一年烧10次到12次，装窑量在180到300之间。成品率受季节、风力、窑温、窑变等等因素影响较大，一般一窑的成品率在30%至40%之间，好的时候可以达到80%，不过这种情况很少。绛州澄泥砚的生产以家庭作坊为主，忙时也雇用一些从事简单工序的人员，由于劳动量不是很大，除了少数工序为男性外，多以年轻女性为主，但烧窑等工艺则是作坊的主人亲自操作。

绛州汾河湾的泥质干强度偏高、手感滑腻、无砂、可塑性高、韧性强。在同样的硬度下，由于澄泥砚是用泥土烧制，研磨后砚面的光滑度肯定会逊于石砚，同时却增加了澄泥砚的滑动摩擦系数，也就是说，澄泥砚比同等硬度的石砚发墨程度要好。陶的烧成温度在900℃-1000℃左右，瓷的烧成温度在1300℃以上，而绛州澄泥砚的烧成温度正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烧制时的温度过高就会瓷化，墨在砚上打滑，发墨功力差，不可取;若烧制时火候不够，就会烧成陶质，硬度差，磨墨时泥磨俱下，更不可取。所以，煅烧工艺是制作澄泥砚最为复杂的一个环节，澄泥砚的颜色、硬度、莹润程度等都与此密切相关。

宋琴式澄泥砚福建南平东门基建工地宋墓出土

五、砚台与墨的使用

古代人类出于绘画和书写的需要，很早就懂得使用有色颜料。如仰韶文化时期彩陶纹饰、图腾符号，商周甲骨文、竹简木牍等，都留有人们用墨的痕迹。中国用墨的历史悠久，不晚于新石器时期。出土于姜寨遗址的新石器时期绘制工具，包含有石研、研盖、磨棒和颜料等。这些块状黑色颜料属于天然矿物质，且已经具有了墨的功能，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墨之一。从这些出土可以得知，早期的研与墨已经开始配套使用，古人使用磨棒在研石上磨碎墨块以绘制图案、图腾等。

私人收藏新石器晚期矿彩料研磨器

天然墨料的质量较差，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人们开始寻求研制质量更好更方便的墨料。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道：“墨者，黑也，松烟所成土也。”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讲:“古者以黑土为墨，故字从黑从土。”最早人造墨的出现于火的普遍应用不无关系，大量木料的燃烧，必然有黑色的烟尘形成，人们由此发现了烟尘可以作为墨料应用于绘画、书写等，是符合逻辑的。经过某种工艺手段制成的人造墨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据资料显示，经过对河南安阳市殷墟出土的甲骨片上残留的红黑两色及已刻字迹所用物料进行化学分析证实了至迟在商代后期，人们开始用以“炭黑”为主要成分的人造墨和以“朱砂”为主要成分的彩墨。1982年湖北江陵九店砖瓦厂五十六号战国墓中出土迄今所见最早的人造墨。其次，如上文所说，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了所发现的人工制圆柱形墨（其他地区亦有同一历史时期的古墨出土），亦为最早人造墨之遗迹，同墓中出土的研墨石块留有研磨过的痕迹。1964年河南省陕县东汉墓发掘出五锭汉代松烟残墨实物，陆续的出土实物表明：早在战国时期，人造墨的就有一定的使用量。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墨已经由最初的墨粉形式发展成泥状的墨，又由此转变成使用更方便的块状丸墨。河北望都发现的西汉墓室壁画，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立置呈圆锥形的墨块、砚、和水盂等。又如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的圆饼形小墨丸数千粒，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的墨块等，这些墨丸或墨块发现时，均与各种形状的石砚和研石伴出。大量的实物遗存说明，当时的墨块需要与研板配套使用，而且通常要有磨棒或研石，用磨棒、研石等在砚面上研磨墨块而达到绘画书写的目的。1978年山东临沂金崔山一座西汉墓出土的漆盒石砚，砚盒盖与底的同一端各凿一个方形小槽，内盛放研磨石，漆盒底上还有不规则的小槽与研石槽相通，其内残留有粒状黑墨，这套砚石工具更形象说明了墨与砚石和研磨器配合使用这一现象。

石砚、研石、墨丸汉代广东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湖北省荆州市城北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研板、毛笔、墨品

自汉代出现松烟墨丸、墨棒，东汉以后出现了模压范制墨品，墨丸、墨块被有形制的墨锭取代，墨的形制趋向规整。汉代社会安定，科技、文化发展迅速，制墨业继秦以来，改进制墨工艺，创制出两头尖细、中间较粗的称为“握子”的墨，这类墨便于使用，可以直接握住研磨，研磨的石块和磨棒等逐渐消失。墨品发展到魏晋以后，其制作就比较精致，砚石形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自直接可以手握的墨品出现，墨的制作越来越规整，合胶制墨技法在唐宋时期发展成熟。墨条的出现，成为自唐宋以后最为普遍的古墨形制，为古人研磨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性。如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公社出土的唐代墨品和安徽祁门北宋墓出土的“文府”墨品等。大概到了宋金时期，暖砚的出现，解决了北方人所磨墨水会结冰的问题。现存最早的暖砚实物，为1982年在甘肃灵台县百里镇北宋中晚期的窖藏中，出土有一方陶暖砚，灰陶质，双联砚式，砚体直高，砚堂中空，可置放炭火，双面砚可同时受热。在砚的一侧有椭圆形开窗的通风口。这种双面暖砚，对后世影响深远。实物如上文所说的北京丰台区南苑出土的罕见元代岫岩玉暖砚和河北宣化辽代墓的壁画等。

安徽祁门北宋墓出土“文府”墨条

旅顺博物馆藏辽代三彩暖砚

六、古代制砚名家

我国有史记载最早的砚工

李处士 五代后晋时制砚家。关右人，性放达，善补砚。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三《砚谱》谓其“复能补端砚至百碎者，斋归旬日，即复旧焉，如新琢成，略无瑕类，世莫得其法也”。

历史上职位最高的砚工

阎立本（？-673），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书》载：阎公太宗时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649年高宗即位)659年任将作少监。660年任工部尚书，668任右相(670年官复旧名，改中书令)。玉山史志记载：唐永徽六年（655年），高宗废后立武，阎公属反武之伙，高宗仍立武氏为后，为避祸害，阎公隐居玉山,寓居武安山。巧遇玉山传教六祖慧能和尚，并日益友善。寓居玉山不足五年，曾三上怀玉山采石制砚，便有“宁可三日不食面，不可一日无此砚”的名言流传至今。659年阎兄去世，朝中缺乏建筑人才。武氏唤阎回京替兄为官（过度将作少监）后当工部尚书。进京无一他物，携石砚数枚，武后高宗得砚爱不释手，更是每朝必用。使之后为右相、中书令起到积极的作用。

历史上最早由宫廷敕封的第一位砚务官

李少微 南唐时歙州著名砚工。由于制砚技艺精湛，受到南唐元宗的赏识，敕封为砚务官。专门为官家制造石砚，供皇帝玩赏。他所制作的“宝晋斋砚山”和“海岳庵砚山”，到宋时为大书法家米芾收藏，并被称为砚中之妙品。李少微较注重传授凿砚技艺，其儿子李明及周全都成为当时较有名的砚工，并出现了“三姓四家十人”等众多的琢砚艺人，为歙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历史上最早由宫廷敕封的第一位砚务官师事

周全南唐歙州地的琢砚名手。南唐元宗曾命他师事当时的砚务官李少微，因此制砚较为精美，和李少微的儿子李明一起成为李少微的得意助手，同享砚坛。

宋代信州砚人：

令休宋代信州(今江西省)铅山地方有名的琢砚能手，僧人。宋苏东坡曾得他以罗纹石雕琢的风字砚。苏轼《东坡题跋》中载：“祥符己酉(1009)得之于信州铅山观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于鹉湖山刻记，钱易希自题。”

北宋陶砚 M1 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吕大雅墓出土

明代琢砚家：

叶瓖外庄人。《婺源县志》称其“琢者日拙而识砚材者尤鲜。瓖巧悟天授，制多独创，精妙绝伦，数得异材于古残石堆中，至今诸工皆师其琢”。今人李放《中国艺术家征略》中有载。

明代虞山(今江苏常熟)著名的琢砚良工：

张寅，字省卿，擅琢砚，所刻之砚皆有名记。清末常熟沈石友藏有他琢制的一方魁星砚，背底有"虞山东村张寅"题记。沈石友《沈氏砚林》中有详细叙述。

松花砚的开拓者：

金殿扬 清代琢砚能手。曾入清廷内宫为皇帝制砚。所制松花石砚甚多。清孔尚任《享金簿》中曾有金辨别砚石载叙：“慈仁寺廊下购得绿端砚，色甚古雅，质尤细润，旁镌鷞‘绿玉馆家藏’，又刻‘孟端氏’，盖九龙山人王绂物也......金殿扬辨是辽东松花江石，较绿端色尤旧润。”

清初吴门顾氏琢砚家：

顾德麟 吴门（今江苏苏州)有名的顾氏琢砚家，名圣之，出身制砚世家。其父顾道人工制砚，德麟能继承家法，故有“小道人”之称，所刻之砚多仿古制，无论是上等端砚石、龙尾石，还是普通砚石，一经他手琢制，必然古雅可玩，因此擅名一时。他死后，制砚技艺传至嗣子启明。

顾启明 清代吴门琢砚家。顾德麟之嗣子，顾二娘的丈夫，制砚能继承德麟之技艺，可惜早年去世。

顾二娘 中国清代女制砚工匠，本姓邹，嫁到以治砚为业的顾家，苏州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雍正至乾隆之际。顾二娘制砚，做工不多，以清新质朴取胜，虽有时也镂剔精细，但却秾纤合度、巧若神工。另外她还善于巧妙地利用石纹的"眼"作为凤尾翎来镌刻砚的图案，收到良好的效果。故宫博物院中藏有顾二娘佳作。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顾二娘制蕉月砚

长方形端石，色青黑泛紫。砚面凿凹池为月形，并雕二枝蕉叶交错掩映其上。砚背浅浮雕老僧坐蒲团抱膝读经像，隶书诗铭：「危坐觉蒲团，不是逃禅醉，片石旧精魂，三生成妙谛，秋月印昙心，春云凝道气，抱膝默无言，谁解西来意。莘田黄任。」下款：「吴门顾二娘制」。右下钤「黄氏珍藏」章。

天津博物馆藏顾二娘款结邻端砚

天津博物馆藏顾二娘制双燕衔花端砚

顾公望 清代吴门制砚家。顾德麟之孙，顾二娘之嗣子，制砚能继承祖传家法。康熙年间被召人宫廷制作御砚。

王岫筠 又作王幼君、王岫君，清代江南第一砚人，清代琢砚名匠，江南人，生卒不详。擅制砚。雄浑精工，可会意而不可言传。当时推为江南第一。杨龙士、谢平邱辈，虽各有所长，而瞠乎后。天津博物馆藏有王岫筠山水砚一方。

天津博物馆藏王岫君山水砚及装王氏制砚的盒子

谢士骥 字宏卿，一字汝奇，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福建闽侯琢砚家。工怀素，大者尤苍劲。并精篆印，雕刻虫鱼兽钮，须麟生动，堪与扬璇周均并肩。工诗善书，大字尤苍劲，波折清遒，得黄庭坚法，与同里周太史绍龙（周绍龙：字允乾，号瑞峰，合县（今福州）人。少颖敏，以文学名。雍正元年（一七二三）进士，官至顺天府丞，卒于官。书法精妙，出入欧、苏，有砚癖。篆图章得斜蝙法，镌虫鱼兽钮，须鳞欲动。至端溪砚石，一经摩琢，即成佳制，鉴赏家珍之。

琢制之砚现仍存世间，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蕉叶白海天旭日砚，砚周刻江牙海浪图案，砚池为圆形，犹如旭日东升，左上角有一碧绿色的石眼，点缀其间，与红日相互辉映，别有意趣，款印“汝奇”。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蕉叶白海天旭日砚汝奇（谢士骥）

天津博物馆藏 “汝奇”款云月端砚（黄任旧藏）

陈学荣 （1870-1946年）江西怀玉山人，晚清制砚家。陈兴忠（1892-1973年）江西玉山制砚家。自幼随父陈学荣学习制砚，练就绘画、雕刻等技艺。继承父业，制砚为生，他从事雕砚工作60余年。其妻叶腮枝（1902-1989）亦是制砚高手。

王乃元 福建福州人，1915年生于福州郊区石刻之乡--后屿，13岁开始随父学习雕砚，练就书法、绘画、雕刻等技艺。1945年，继承父业，经营砚店，直至1965年。他从事雕砚工作60余年，欣赏、修复过许多大收藏家珍存的古砚、仿雕，创作的端砚不下3000方。王乃元雕砚均选用端石，根据石料因材施艺，运用薄意、镂空、立体、半立体等雕刻技法，在砚面刻上器皿、古兽、人物、花鸟、山水等；在砚背刻上古诗词，使诗情画意集于一砚，形成古朴、逼真等独特艺术风格。

陈端友（1892一1959）江苏常熟王市人，海派砚雕开山之祖，享有近代琢砚艺术第一大师的称誉。名介，字介持，又字荣生，后改名端友。13岁才入私塾，后随其母亲、姐姐到无锡投亲。1907年进扬州“问古斋裱画铺”当学徒，从扬州碑版雕刻能手张太平学刻砚。1912年张太平去世，至上海，加入了“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与金石书画家游，尤其得吴昌硕教诲颇深，业益进。1936年起，曾先后寄居于上海名医徐小圃、余云岫家中，为之琢砚。解放后任上海华东师范专科学校工艺研究员， 1953年调入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为人淳朴耿介，不谐于俗，终身不娶。卒年69岁。